均衡重要产业链的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刘志彪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均衡产业链发展与安全的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过去讲究经济效率第一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治理方式，近些年遭遇到了来自全球化形式逆转的巨大冲击。美国奥巴马、特朗普、拜登三任总统期间，形成了以抑制中国崛起为主要目的的经济战略和政策方向，就是“国内外包—近岸外包—友岸外包”三阶段的供应链重组战略与策略。说到底，是美国希望通过拉帮结伙，构筑产业链的“小院高墙”，强化与价值观相同或近似国家的供应链关系，降低对中国的依赖。通过实现生产的盟友化，进一步打造所谓安全的供应链。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方式，设计均衡产业链发展与安全的战略性政策。
一是从降低产业依赖看，需要我们适当降低与国外的垂直专业化联系，也即要想办法扬弃单一的出口导向战略，通过发展和塑造国内价值链，让更多的产业循环留在国内进行，适当地拉长内循环的链条，缩短外循环的链条，提高内循环产业的技术水平、加工制造水平和附加价值率。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要在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的指导下，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重新建立起沿海与东北、内地、南部与北部之间的国内价值链循环关系。
二是从技术供给看，要以内需拉动和诱导创新，解决关键领域卡脖子的难题。在统一大市场的内需驱动下，中国“链主”企业必然会高度重视品牌和技术竞争，把研发设计能力逐步塑造出来，并通过订单等方式为培育上游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商业化场景。同时，国内挑剔的消费需求，也会逐步培育出若干拥有先进技术和品牌的世界级跨国制造企业，以及一大批专精特新的隐形冠军和中小企业。
三是从力量均衡看，需要加快培育产业反制能力，坚决反击那种把产业链作为政治武器的个别国家政府的行为。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拉长长板，巩固提升优势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锻造一些杀手锏技术，······，拉紧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形成对外人为断供的强有力反制和威慑能力”。中国目前某些优势产业，如半导体制造和先进封装，关键矿物（稀土、石墨等），大容量电池，关键药品和活性药物成分，都是我们反制把产业链当成政治武器的利器。
四是从技术安全和维护看，要全面梳理我国领先的关键产业链、关键环节、关键技术中有哪些存在外流的风险，并提出根本性的防范对策。如要积极推进国际专利战略布局，构建自主知识产权保障体系，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企业间需要建立专利联盟、专利池。再如要加速出台国家安全管理清单制度，持续推进供应链安全审查机制改革，提升国内供应链安全等级。重点针对通信技术、芯片设计与制造、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新应用领域，采取测评认证、供应商安全评估、安全审查等多种手段强化供应链审查安全。
构建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的新安全格局
陈 柳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放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并指出“我们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加速发展，我国现代化发展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但同时，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新冠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美国从意识形态角度构筑产业链供应链的“小圈子”，试图阻止阻碍我国科技加速向国际先进水平赶超。美国影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方式是“出口制裁”和“长臂管辖”。美国出口管制包括制定一系列清单，包括实体清单（Entity List）、未经核实清单（UVL）、被拒绝人员清单（DPL）、军事最终用户名单（MEU）、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等一系列禁止或限制出口的对象。不仅如此，美国还滥用“长臂管辖”权，美国以外的实体在向清单中的实体出口管控物项的交易时，如果出口产品中的某些零部件和软件包含10%或25％以上美国产品，甚至只要含有美国产品成分就会受到管制，都会作为二级清单成为被管制对象，这模式采取对关键环节设置障碍进而破坏整个产业链，目前被列于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包括华为、中芯国际、大疆等。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美国可能并不在乎制裁理由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原则上，中国对美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均有可能被美国进行二级制裁。
我国已经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要按照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的机制”。维护经济安全的重要方面是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这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重点实施产业强基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拉长长板巩固我国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加紧锻造“杀手锏”技术，拉紧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还要加强对关键技术和产品国际市场的可获得性、依赖性、替代性进行动态评估，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加快补齐短板，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不断加强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能力建设。
加强自身开放发展定力，应对外部经济不确定性风险
逯 建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已经告诉了我们，只有坚持对外开放，中国的经济才能获得不断的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近十年来，中国开放的步伐更快了，开放的力度也更深了，“一带一路”等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形成了“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中国会“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
然而，今年以来，全球经济的外部环境面临了不断恶化的风险。一是因新冠疫情，美国于过去两年采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了高额的通货膨胀，已经严重影响了民众的生活，经济增长也很有可能会因美国从紧的货币政策而陷入衰退；二是俄乌冲突严重损害了欧洲与俄罗斯的互信，全球范围的能源合作也陷入了停滞，欧洲与俄罗斯的经济都会因此受到严重冲击；三是西方国家长年累积的经济问题，如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差距等等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长期来看也阻碍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
外部经济这种不确定性的风险，很可能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产生较大不利的影响。其一，外部经济的下行可能会带来国际购买力的疲软，从而对我国的出口产生不利的影响；其二，经济下行会带来更多国际贸易保护，国际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也会因此更多的爆发；其三，我国深化对外开放的目标也会因此受到负面影响，陷入到想开放但不知如何进一步深化扩大开放的尴尬境地。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做好增强我国开放发展的自我定力的准备，未雨绸缪地推动对外开放更高质量的发展。
面对如此高度不确定性的外部经济环境，中国仍然需要向世界表明自己继续坚持开放发展的决心，鼓励全球更多国家走国际开放合作发展的道路，使全球化不会因个别国家面临的困难而出现全面的退潮。应鼓励国内企业在应对国际经济风险的同时，继续坚持扩大对外贸易与投资的方向。全球性的经济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所有都会有危机，部分企业能从危机中找到未来发展新的机遇，从而为未来长期的发展奠定基础。
全球性的经济不确定性也不意味着会对所有国家都产生影响。中国应继续扩大愿意与我们扩大开放的国家的合作，与这些国家构建形成新的产业链，进而形成长期互利互惠的经贸关系。利用区域性贸易投资协定的便利，我们可以重点推动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这些国家与我国山水相连，且与我们有着相似的文化和相近的历史，以及较为互补的产业结构，容易形成经济发展的共鸣，大大降低了我们扩大开放的隐形交易成本，也容易形成我国推进高水平开放合作的范例标准。
加强自身开放发展定力，更应该依靠“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通过激发外向型企业参与国内贸易与投资的能力，为企业应对外部经济不确定性风险吃下定心丸。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这刚好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只要做好自身内部的改革开放，我们就能有更从容的机会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高水平对外开放，从而切实实现以我为主全球合作共赢的“主场国际化”发展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