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产经智库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体会大家谈(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发布时间:2022-10-19来源: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作者: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

林学军

暨南大学国际商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我认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首先我们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公有制企业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是我国经济的主体,有关金融、能源、粮食、信息通讯、交通、水利以及文教卫生等等都是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事业单位,公有制企业在国民经济发挥重大的作用。实践证明,公有制比私有制更加优越。强大的公有企业是我国改革开放抵御西方跨国公司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形成我国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的中流砥柱,使我国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有强大的国有经济,我国才有强大的物力和财力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才能编织起全球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才能建设起全球最好的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才能战胜新冠疫情。


其次,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在稳定经济,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的民营企业约占90% 以上的企业总量,贡献了 50% 以上的税收,60% 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产生了70% 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带动了80%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因此,我积极支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再次,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打造“有效市场”。搞市场经济,一定要遵循市场规律,让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风险机制等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激发市场活力。当前,我国商品市场发育比较健康,要素市场存在较严重的市场分隔现象,影响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因此必须打破市场分隔,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国内国外双循环的顺畅运行。


最后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打造“有为政府”。实际上,市场并非万能,市场竞争必定会产生垄断,拉大贫富差距,市场无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无法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无法消除企业生产负的外部性等等。因此,在充分发挥市场“无形的手”的同时,必须加强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当前,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由于信奉“新自由主义”,搞政府放松管制,过度依赖市场,滥发纸币,其结果是政府债台高筑,经济停滞,通货膨胀。我国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强公有经济的力量,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精准施策,从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帮助企业减税降费,提供资金支持,增加政府订购等等,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度过经济难关,确保我国经济平稳发展。


构建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三链融合”

叶明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国经济自步入新常态以来,经济发展结构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顺应这种经济结构变化而做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


从价值链角度理解中国的“双循环”发展格局,中国的国内价值链是全球价值链溢出的效应。这种溢出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通过生产低技术含量的零部件或者提供组织服务,中国企业得以加入高科技产品的价值创造过程;全球价值链为中国企业提供了获取新知识和生产技术的渠道;在拥有自己的核心设计和制造技术之前,中国企业可以积极进行品牌开发,又进而开始培育自己的国内价值链。可见,目前中国经济的循环形态是从“一条链”到“两条链”: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到中国自身的国内价值链,内循环中具有相对完整的国内价值链,外循环中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意味着两条价值链中存在相互溢出效应。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不可能完全脱离发达国家构建的经贸体系,也不能完全割裂国内价值链与发达国家构建的全球价值链。发达国家构建的全球价值链对完善国内价值链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存在被发达国家价值链“锁定”的风险。同时,无论是从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还是产业链安全角度来看,仅靠外资来完善国内价值链并不是中国双循环发展的真正目标。长期来看,内循环发展的目标应是构建完全自主可控的国内价值链。但是目前在这个方面还存在诸多“堵点”和“难点”:一是处于价值链最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二是大量生产制造环节受制于人,被“卡脖子”。这些领域都需要进行“补链强链”,否则真正的国内价值链无法形成,新格局下的“内循环”自然无法构建。


对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种有效的理解应该是:“十四五”时期中国的经济循环将要实现从“两条链”到“三条链”的循环——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到我国的国内价值链,再到需要构建的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因此要利用现有的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溢出效果,完善中国自身的国内价值链;再利用国内价值链的溢出效应,构建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其中,构建和完善国内价值链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


充分发挥区域优势,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孙瑞东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生产力布局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离不开优化生产力布局。


新中国成立以来,生产力布局服务于各时期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经历了从均衡发展、分散发展、集中发展到协调发展四次重大调整阶段,对我国区域开发和经济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前,区域发展相对差距有所缩小,但绝对差距不断扩大,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现阶段生产力布局的优化方向。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要重新审视重大生产力的内涵。传统意义上,重大生产力主要是指工业力,尤其是能源、化工、机械等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经济部门。但随着技术进步,数字经济正对国民经济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不仅要引导石化、船舶、航空等重点产业优化布局,统筹新能源汽车产业布局,同时要进一步鼓励人工智能、5G装备等前沿技术产业的发展与合理布局。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要充分发挥区域优势。一是既要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又要发挥区域竞争优势。尊重我国能矿资源富集于中西部地区、主要产能集聚于东部沿海地区现实状况,促进不同地区区域优势与产业分工体系的匹配程度的提升,从而推进产业分工体系随着区域优势演变而升级。二是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又要合理利用政府干预的主动性。依靠充分的市场竞争,让市场来筛选出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并形成符合各自区域发展禀赋的地区产业分工结构。各地方政府依托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培育较强竞争力的差异化的主导产业;激发多市场主体积极性,如鼓励研发实力较强的民营企业参与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国家实验室和国家创新中心建设等。从而打造多主体参与的开放式重大生产力布局体系,进一步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以县城为载体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

丁春林

南京大学经济学专业智库方向博士生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事实上,在我国纵向行政体系中,县区一直是实际政策的实施单元,县域地区的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至关重要。二十大报告再次指出,要“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2022年5月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将县城按照功能定位分为5类:大城市周边县城,专业功能县城,农产品主产区县城,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人口流失县城。


大城市周边县城可以借助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也被称为“借用规模”,形成自己的发展优势。实际上,大城市周边地区虽在行政区划上属于不同城市,但是在经济功能意义上来说,很多“县城”实际上已经成为“大城市”的组成部分。姜炎鹏等(2022)通过对中国百强县的区位分布特征分析,指出百强县重心不断南移,且多分布于沿海、沿城市群地区。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江苏昆山、浙江义乌、浙江慈溪和福建晋江4个县级城市,常住人口均在100万以上。笔者利用夜间灯光数据,也发现2019年上海实际辐射范围已经超过上海行政辖区扩展至江苏昆山、苏州地区,粤港澳大湾区也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城市群。


积极培育专业功能县城。县城经济规模较小,产业体系相对单一,因此可以通过培育特色产业及产业集群,形成专业化发展。如江苏丹阳的镜片、晋江的鞋类制品等均为县城初具规模的特色产业。


合理发展农产品主产区县城。农产品主产区本身就是当地县城的特色产业,但是以往的农业发展模式附加值较低,因此需要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提升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并带动当地县城就业。如河北隆尧县依托龙头企业今麦郎集团,对强筋小麦进行规模生产,成为隆尧县优势特色主导产业。


有序发展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目前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共计676个,绝大部分位于中西部省份。因其重要的生态定位,因此需要推动位于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的县城逐步有序承接生态地区超载人口转移,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发展适宜产业和清洁能源,为保护修复生态环境、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提供支撑。


引导人口流失县城转型发展。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条件的区别,部分县城的人口流失现象也可是视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意见》指出要结合城镇发展变化态势,推动人口流失县城严控城镇建设用地增量、盘活存量,促进人口和公共服务资源适度集中。人口流出地区闲置的建设用地可以重新进行规划,提升“留守人员”的人均资源占有量,提升人均收入水平。以耕地资源为例,谷保静指出只考虑复垦田埂面积,若土地全部流转过来进行统一经营,会让全国农田面积增加10%以上。Wang, S. et.al(2021)也指出城镇化实际上是实现“人地双赢”的过程,可以降低农地破碎度并产生规模效应,此外大规模耕种还可以改变以往耕地“支离破碎”的情况,释放土地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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