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彪、凌永辉:结构转换与高质量发展

发布时间:2020-10-21来源:社会科学战线作者:刘志彪、凌永辉


一、问题的提出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由超高速发展进入中等速度发展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特征。国际经验证明,高质量发展阶段往往存在适合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关系图(见图1)中,区域Ⅰ表示经济增速较高但质量较低,区域Ⅱ表示经济增速下降但质量上升,区域Ⅲ表示经济增速稳定回升且步入高质量增长阶段。上述描述的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的对应关系,罗斯托将其称为一个经济体长期增长的正常路径。从区域Ⅰ到区域Ⅱ的变化,也反映了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但增长质量有所提升的实际情况。从区域Ⅱ到区域Ⅲ的增长跨越,并不一定是必然的和现实发生的。如果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一定时期,内部因种种原因出现严重的结构失衡、动力失能、产能失度、货币失序等不良状况,导致经济发展方式无法成功转型,就很有可能会沿着区域Ⅱ的虚线部分持续下行,最终如许多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经济增长要避免这种不利局面,就必须保证从内部塑造足够强劲的动能以支撑经济系统长期增长。

当前阶段的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存在“重大结构性失衡”。我们过去习惯用政府投资的手段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在现阶段这一办法已经行不通了。在总量规模扩张的外衣下,政府投资经常会加剧结构失衡的矛盾,这是由于供给质量不高条件下投资的扩张并不能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自动地适应和匹配,因此,利用这种手段来扩张总量规模,不仅妨碍了经济增长的平稳性,也更加不利于高质量发展。显然,在经济体系存在着“重大结构性失衡”的情况下,简单地扩张增量无济于事,必须转向增量调整与存量调整并举且以存量调整为主的结构调整轨道,以便于矫正资源配置误差,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图1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间的“U”型曲线关系

目前国内学界流行着一种“结构性减速论”,其核心观点是经济结构转换会造成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将对利用稳增长来提高国民福利的宏观政策效果产生巨大冲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问题有利于我们更细致地认识和理解稳增长的意义。但是“结构性减速论”只是从短期视角关注了结构转换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这种单一视角的分析不全面,因为经济增长还涉及质量方面,即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发展和进步“至高无上”的决定因素,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源泉。因此,在研究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必须重视全要素生产率。事实上,对于推进高质量发展而言,经济增长质量是比经济增长速度更加重要的方面,如果加速结构转换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那么一定程度的增长失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种增速损失是结构转换过程中经济“阵痛”的正常反应。

本文突破结构转换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的单一视角,基于150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不仅检验了结构转换对经济增长的减速效应,也着重研究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有利于纠偏对经济结构转换作用认识不足的问题。

二、典型事实与研究假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经历了数次重大变迁,但影响最大的无疑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带来的技术结构和增长路径转变,因此,可以以2001年为界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结构转换大致地分为两个阶段:1978—2000年为前一阶段,总体的结构转换率比较低;2001年至今为后一阶段,总体的结构转换率比较高(见图2)。如果进一步把经济增长与结构转换率问题结合起来考察,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

图2经济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和结构转换率的变动情况
说明: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佩恩表(PWT9.0)相关数据绘制。

从经济增长速度的角度来看,结构转换率与经济增长率在总体上呈现负相关关系。如图2左侧所示,在结构转换的前一阶段,结构转换率相对较低,但经济增长率平均处在高位;在结构转换的后一阶段,结构转换率相对较高,但经济增速有所回落。出现负相关关系的原因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两个阶段中表现出的经济基本面变化有关。在20世纪末,中国经济是典型的短缺经济,只要通过增加储蓄率和投资率就能有效地激发结构转换的增量效应,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尽管这一阶段的结构转换较缓慢,但其对经济增速的促进作用是极其可观的。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从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表现在产品市场的产能过剩以及资本市场的泡沫滋生。在此背景下,结构转换的增量效应变得十分有限,而庞大的存量又未真正实现调整,于是导致虽然结构转换速度快,但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边际贡献并不明显。张培刚提出过一种基于社会劳动分工视角的理论解释,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典型特征就是社会劳动分工深化、产业部门规模和多样性增加,这是经济结构转换的主要内容,但在产业生命周期规律的作用下,处于成熟期或衰退期的产业部门增速会自然下降,因而对整体经济产生减速效应。

从经济增长质量的角度来看,结构转换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在总体上呈现正相关关系。如图2右侧所示,在结构转换的前一阶段,结构转换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则波动上升;在结构转换的后一阶段,结构转换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较一致的同向增长态势。从图中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结构转换率与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较强的联动变化,其背后的机理可能在于:一是在存量方面,结构转换有利于促进传统的衰退产业加速调整,实现存量优化。也就是说,当经济中某些部门出现衰退时,只要还未消亡,就仍然会占据一定的经济社会资源,但这部分资源的经济效益较低。由于市场出清有着较长的时滞,如产品市场的存货往往不能瞬时出清,因而严重拖累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水平。显然,结构转换就是要加速衰退产业的调整过程,优化经济存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在增量方面,结构转换有利于促进新兴产业加速成长,实现增量创新。结构转换的突出表现是国民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快速增长,而且知识密集程度大幅提升。袁富华等将其看作知识经济部分地替代传统商品的过程。实际上,这就是新兴产业在产业生命周期中的增量创新过程,对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关键性影响。当然,结构转换要真正发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必须要把存量优化与增量创新两种渠道紧密结合,否则事倍功半。

综上可以看到,结构转换不仅对经济增长率而且对全要素生产率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这也间接肯定了本文将增长质量维度纳入结构转换影响经济增长研究框架的必要性。为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结构转换越快,就越有可能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抑制效应,同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效应也越大。如果该假说得到全球多数国家增长数据的统计验证,就意味着结构转换对经济增长的这种影响效应是多数国家的一般性趋势,因而对中国利用结构转换来推动高质量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研究设计

1.变量选取及解释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高质量发展,但高质量发展的内容极其丰富,因而不可能存在一个可以涵盖全部内容的定量指标。从目前学界的实际研究来看,人均GDP、绿色GDP是常用的近似指标。但这些指标显然只能表示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的某一个侧面,不如全要素生产率更能体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含义来看,包括了劳动和资本等基本要素不能解释的更多的经济增长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五大发展理念”。而且,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更能识别结构转换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因果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由此可见,提高供给质量乃至整个经济发展质量,最终都要落实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上。本文从经济增长质量视角切入,使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代理指标,记为TFP。同时,本文也从经济增速视角实证检验结构转换的增长减速效应,因而被解释变量还包括以不变价的总量GDP增长率表示的经济增速,记为TGR。

从三次产业变动的层面来看,结构转换是指三次产业结构发生质变的过程,因而结构转换率衡量的就是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程度,这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传统衡量产业结构变化的指标有霍夫曼比例系数(即消费品工业净产值与资本品工业净产值之比)、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即对三次产业比重按产业层次赋权的加权和)、Moore结构变化值等。其中,由于Moore结构变化值运用的是空间向量测定法,测算结果相对平缓,能够避免对产业结构变动的高估偏误,因而本文采用该方法来计算结构转换率,记为STR,其公式为:


 
其中,表示第期第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表示第期第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的值越大,表明结构转换率越高。

按照文献惯例,将国家规模、贸易规模、政府规模、人力资本、研发水平、全球化参与度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模型,分别记为POP、IEP、XPN、HC、XPD、BXM。另外,为了按照不同收入水平进行分组回归,本文根据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标准,以高收入国家为参照组,在回归模型中加入表示中高等收入国家、中低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虚拟变量以及虚拟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相乘的交互项。

2.数据来源及说明

被解释变量和部分控制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PWT9.0。其中,全要素生产率数据是该表中的真实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总量GDP增长率是以2011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的真实值,国家规模和人力资本分别是该表中的总人口数、人力资本指数。核心解释变量中用于计算结构转换率的三次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和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的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其余控制变量,如贸易规模、政府规模、研发水平、全球化参与度的数据也来源于世界银行,分别用货物和服务进出口、财政支出、研发支出、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与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之和占GDP的百分比来表示。在合并PWT9.0和世界银行的两份数据后,本文实际使用的样本包含1960—2014年时序数据的150个国家。为使模型拥有更好的估计结果,本文对变量做了自然对数转换(GDP增长率除外)。

相对于多数计量模型而言,分位数回归模型能够捕捉解释变量影响被解释变量的整个条件分布的全貌,更加符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因此,本文使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构建基本的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是被解释变量,表示GDP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标代表国家,代表年度,代表不同分位数。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结构转换率。是虚拟变量,表示不同的收入分组,即低收入国家()、中低等收入国家()、中高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参照组)。是虚拟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相乘所组成的交互项,用于考察不同收入分组条件下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为控制变量,和分别为常数项和随机干扰项。此外,针对上述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具体估计方法,本文采用了Powell的Stata程序。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

表1报告了经济增长速度视角下的基准回归结果,即结构转换率对GDP增长率的影响效应,未考虑内生性问题和虚拟变量。模型1采用的是固定效应估计方法,估计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虽然为负向,但未呈现统计显著性。实际上,这种整体分布条件下的均值回归容易被离群值干扰,从而产生估计偏误。为此,本文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重新对模型进行估计,如表1中的模型2—6所示,分别为第10百分位(Q10)、第25百分位(Q25)、第50百分位(Q50)、第75百分位(Q75)、第90百分位(Q90)上的分位数回归结果。结构转换对经济增长率总体上表现出比较稳健的抑制效应。具体来看,在第10百分位、第25百分位、第90百分位上,结构转换率的估计系数均小于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第50百分位和第75百分位上,结构转换率的估计系数符号显著为正向。这种在不同分位数上估计结果表现出的差异性,证实了整体条件分布下均值回归方法的固有局限。当然,至于第50百分位和第75百分位上出现的与预期不符的结果,很可能来源于内生性问题,后文将做详细探讨。


 
说明:表中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1%、5%、10%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以下表同。分位数回归中所使用的最优化方法为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模拟(MCMC)。

表2报告了经济增长质量视角下的基准回归结果,即结构转换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模型1是固定效应估计结果,结构转换率的估计系数符号虽然为正向,但不显著。其中的原因与上文分析类似,因而换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估计,得到了效果更优的结果,如表2的模型2—6所示。在各百分位上,结构转换率的估计系数均大于0,而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比较不同百分位上的估计系数大小,发现估计系数随着百分位增加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表明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会受到既有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已经能够初步证实本文的研究假说,即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2.基于内生性处理的回归结果

上述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本文模型中可能存在内生性偏误,即作为因变量的经济增长反过来影响作为自变量的结构转换。因此,本文接下来将对这一内生性问题进行考察,主要思路是借鉴Arellano和Bond的方法,将核心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和二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加入回归模型,重新进行估计。

(1)经济增长速度视角下的内生性处理结果,即考虑逆向因果关系的结构转换率对GDP增长率的影响效应。从固定效应估计来看,尽管经过内生性处理,结果仍不理想,原因与基准回归中的情形相同,故不再赘述。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分位数回归结果的统计特征更加精确,因为从第10到第90的各百分位上,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小于0,而且统计显著性水平都为1%,这显然要比基准回归结果更符合研究假说预期。结合基准回归结果与内生性处理结果,可以认为结构转换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抑制效应存在较充足的统计证据。

(2)经济增长质量视角下的内生性处理结果,即考虑逆向因果关系的结构转换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固定效应估计的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虽然符号为正向,但不显著。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的结果显示,结构转换率在第10至第90百分位上的估计系数符号均为正向,而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将该结果与基准回归进行比较,不难看到,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的大小随着百分位的增加更对称地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系数最小值位于第50百分位。这种不同分位数上的估计值差异充分表明,如果不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那么整体条件分布下的均值回归就不能反映结构转换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全貌。因此,可以证实,结构转换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

3.基于收入分组的回归结果

(1)经济增长速度视角下的收入分组回归结果。在固定效应估计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STR的估计系数符号显著为负向,交互项、的估计系数符号显著为正向,且交互项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大于核心解释变量,这意味着作为参照组的高收入国家的结构转换率对GDP增长率的影响效应是负向的,而低收入国家和中低等收入国家的结构转换率对GDP增长率的影响效应是正向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符号虽然为正向,但不显著,因而可以认为其所代表的中高等收入国家的结构转换率对GDP增长率的影响效应与高收入国家相同。

正如前文分析,针对本文模型而言,分位数回归方法比固定效应估计方法更理想。因此,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估计发现,核心解释变量STR在除第90百分位的其余各百分位上,估计系数符号均为负向,而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基本上可以说明在高收入国家中,结构转换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交互项在除第90百分位的其余各百分位上,估计系数均显著大于0,但相应的绝对值均远远小于核心解释变量STR的系数绝对值,这说明在低收入国家中,结构转换也产生了显著的增速抑制效应;交互项在第10百分位、第25百分位和第50百分位上的估计系数显著小于0,在第75百分位上的估计系数为绝对值小于STR的正数,因而该结果可以表明,在中低等收入国家中,结构转换率对GDP增长率的影响效应是负向的;交互项在各百分位上的估计系数均显著小于0,这说明在中高等收入国家中,结构转换率对GDP增长率的影响效应也是负向的。而且,进一步比较各交互项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之和,可以看出,在中低等收入国家或中高等收入国家中,结构转换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的抑制效应要明显比高收入国家或低收入国家更强烈。这一结论对于同样是中等收入国家的中国而言,具有更重要和更现实的参考价值。

(2)经济增长质量视角下的收入分组回归结果。结合固定效应估计结果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本文研究假说的检验效果并不理想。根据分位数回归的估计结果发现,核心解释变量STR在第10百分位、第25百分位和第50百分位上的估计系数均显著大于0,虽然随着百分位数提高到第75百分位和第90百分位,估计系数的符号转为负向,可以从总体上认为,高收入国家中的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效应;交互项在各百分位上的估计系数均显著大于0,因此,低收入国家的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也产生了促进效应;交互项在第10百分位和第25百分位上的估计系数符号显著为正向,在第50百分位上的估计系数符号虽然为负向,但绝对值远小于核心解释变量STR,因而在中低等收入国家中,结构转换总体上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交互项在第10百分位和第25百分位上的估计系数均显著大于0,在第50百分位上的估计系数虽然不显著,但也大于0,这说明中高等收入国家的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也在总体上存在促进效应。对各交互项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之和进行比较后发现,在中低等收入国家或中高等收入国家中,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促进效应比在高收入国家或低收入国家更显著。

4.稳健性检验结果

为了进一步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接下来通过替换测度指标来重新估计模型。具体的指标替换方法是选取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来替换三次产业就业占比,根据Moore结构变化值的公式重新计算结构转换率,并以此作为新的核心解释变量对模型进行再估计。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STR和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与上文呈现较高的一致性。这说明,即使替换测度指标,本文的实证发现依然具有充足的统计证据。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正在从中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结构转换能否促进这一发展阶段的转型”是当前迫切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本文基于150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结构转换影响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研究结果显示,从经济增长速度视角来看,结构转换对GDP增长率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从经济增长质量视角来看,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在中等收入国家中,无论是结构转换对增长速度的抑制效应还是对增长质量的促进效应,均比高收入国家或低收入国家更显著。上述结论体现了全球范围内的结构转换影响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它不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一定遵循这种趋势,因为各国的资源禀赋、历史制度、发展战略等都存在差异。但是研究结构转换的这种一般规律对正在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经济而言,无疑具有重大参考意义。事实上,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结构经历的两个重要阶段以及两个阶段中结构转换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可以大致地看出结构转换对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的影响与本文实证发现的一般趋势是相符的。为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在宏观层面,地方政府要积极主动地实现从“唯GDP论”到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转变。这意味着要有一整套完善的体制机制作为支撑,化解房地产泡沫、市场分割、地方债务等一系列“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总的看来,应把握两个重点方面:一是要继续保留地方政府为谋发展而积极竞争的动力,这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激励机制;二是要扬弃这种激励机制中的不合理成分,更加突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具体而言,可以从改革创新政府官员绩效考核体系、探索和建立区域间地方政府合作治理机制等着手。这些举措有利于加强地方政府对多元增长目标的重视,培育和建设国内统一市场,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

在中观层面,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要素资源在经济分化过程中优化配置,加速产业结构转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在地包含了结构转换的内容,是指导利用结构转换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思路。在这当中,经济结构表现出“二八”分化的特征,其实是结构加速调整的必然结果,应强调的是,必须要注重存量优化和增量创新两种渠道的紧密结合,真正发挥结构转换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因此,对具体产业应施行分类调整,如对传统产业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注重盘活存量;对新兴产业则加快产业化过程,注重创新增量。

在微观层面,应逐步推进产业政策从“重点扶植”思维向“一视同仁”思维的转型,着重发挥市场微观主体的决定性作用。中国国内市场过去长期选择非均衡发展路径,以“重点扶植”思维来指导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形成了较多的市场分割现象,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损害了市场微观主体的积极性。“一视同仁”思维下的政策则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化解“国进民退”的难题。因此,应当尽快全面实施和进一步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落实相关配套措施和监管机制,促进包括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等在内的市场微观主体在相对优化的营商环境中进行平等竞争,提高社会总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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