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从来:奋进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笔谈(下)

发布时间:2021-04-09来源:经济研究作者:范从来


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共60条,第16条中提出,“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这里的实体经济概念,类似于黄群慧在其《论新时期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一文中对实体经济的层次界定,即将国民经济减去金融业和房地产作为实体经济。人们之所以把房地产和金融业归在一起,没有算作实体经济,主要是因为当今房地产表现出强烈的金融投资属性。因此,《建议》中提出的“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实质上可以理解为金融同实体经济的均衡发展。推动金融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是党中央对“十四五”时期金融改革发展所作出的重要部署,如何才能实现金融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我认为,在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构建共生共荣关系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一、共生共荣是金融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的目标

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共生共荣是总书记对经济金融之间均衡发展所提出的目标状态,而这种状态是建立在共生关系的分析基础上的。共生关系最初是生物学上的一个概念,是指生物种群之间在一定环境中按某种机制形成的关系。如果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有利于生存的帮助,同时也获得对方的帮助,这就是互利共生。相反,如果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有利于生存的帮助,自己并没有获得对方的帮助,甚至获得的是不利的影响,这就不是共生共荣,生物学上称之为偏利共生关系和寄生关系。金融同实体经济之间均衡发展的目标状态显然就是这里的互利共生,即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共生共荣。

借用生物学思想研究经济问题可追溯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引用了同时代学者对其研究方法的评论,“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础,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也已经渗透到了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代经济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金融服务的支撑。金融与实体经济就像生物学中的种群,是一个共生体,两者之间的均衡发展就是要互利发展,共生共荣。金融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本,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进而分享实体经济发展成果,从而促进金融自身的进一步发展。

二、偏利寄生是金融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的主要障碍

与共生共荣相对的是偏利寄生关系,即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有利的帮助,自己并没有获得对方的帮助,甚至获得的是不利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前,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的观点占据着主导地位,而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深刻认识到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并非完全有利,存在着偏利甚至寄生的可能性。这是因为,金融只是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分享实体经济创造财富的一部分。一旦金融自我发展超越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能力,那么将会引发危机,对经济产生负面冲击。例如,以信用为基础的有价证券的发行与投资能够帮助企业筹集资金用于生产,投资者随之分享企业发展成果。而有价证券在二级市场的买卖,会在社会生产领域之外,创造财富增殖的幻想,这不仅会挤占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而且这种有价证券的买卖可能会因过度投机,造成有价证券的价格偏离其实际价值形成泡沫经济,进一步割裂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联系。舒拉里克和泰勒在他们著名的《信用繁荣导致信用破灭:货币政策、杠杠周期和金融危机1870-2008》一文中指出,一旦泡沫经济超过了实体经济的承载力,便会引发信用危机。大量研究表明,信贷繁荣(信贷快速增长)往往会预示着危机的发生。因为强劲的信贷增长背后实际上是债务的累积,这是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脆弱性的总根源。从近期两次全球金融大危机来看,危机爆发国(泰国和美国)在爆发危机前都曾经历过信贷的大幅扩张。信贷扩张之所以不具有可持续性,是因为这些信贷扩张并非完全是为社会生产服务,很大比例的信贷扩张是由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导致的金融自我循环所致,而这终究会因过度偏离实体经济的承载能力而引发危机。金融的自我循环以及过度偏离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是不可持续的,金融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的关键是二者朝着互利共生的方向发展。

三、利益调整是金融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的关键

实现金融同实体经济之间的均衡发展需要做的有很多方面的工作,可以说是一项系统性的大工程。塞切蒂和哈鲁比在他们的《为什么金融部门的发展会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挤出效应》一文中认为,金融部门的发展及其高利润可能会吸引人才进入金融部门,而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科技企业部门的人才相对流失会导致整个社会的产出效率乃至福利水平的下降。这里提出的问题,表面上是工资水平高低引起的人才配置,实质上则是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利益分割问题。在共生关系中,共生单元的利益分割决定着共生模式,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能不能形成互利共生关系,关键在于二者如何分割共生利益。金融业能够从筛选优质投资项目、促进企业治理和创新、提供信息、进行风险管理等多方面对经济发展作出有价值的贡献,但是这种价值是通过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以利息(或服务费)形式参与实体经济的利润分享而实现。金融发展离开实体经济,金融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虽然不能简单认为,金融业的高利润意味着产业的高成本(文书洋、牟爽和刘锡良:《中国金融业利润过高了吗》,《经济学家》2020年第6期)。但必须承认,利息或服务费是实体经济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金融业利润的高低,直接影响实体经济成本,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的利润和未来发展能力。正因如此,金融与实体经济构成一个共生体。只有实体经济发展了,金融业的利益诉求才能有效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借助于国际大循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中国实体经济迅速发展,并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的实体经济亟待转型升级,需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一方面,创新的资金投入大、周期长,产品开发难度大、存在技术障碍和技术壁垒,关键核心技术难于突破。另一方面,创新的新产品往往由于性能、稳定性或消费者惯性等因素难于被市场接受。这意味着,创新必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作为共生体的金融应该千方百计为实体经济提供有效服务,想方设法为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提供财力支持。我们根据WIND资讯数据计算了中美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盈利情况,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金融、实体经济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12.29%、7.34%,金融高出实体经济4.95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净利润占上市公司净利润的51.27%,实体经济的净利润占42.08%,金融高出实体经济9.19个百分点。同年,美国NYSE上市公司中,金融、实体经济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7.22%、10.47%,实体经济高出金融3.25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净利润占上市公司净利润的26.17%,实体经济的净利润占73.82%,实体经济高出金融47.65个百分点。中国金融业目前高盈利状态,完全可以通过适度降低利润分享份额,支持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中国金融高、实体经济低,美国实体经济高、金融低的严峻现实也说明中国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的利益结构急需调整。

四、利益调整的基本思路

文书洋、牟爽和刘锡良在《中国金融业利润过高了吗》一文中研究发现,垄断是金融业高利润的主要来源,但是菲利蓬教授在《金融业变得效率更低了吗?对金融中介的理论和测算的研究》中分析了一百余年间美国金融行业的收入和成本后指出,金融服务的价格长期高昂,金融业的高利润很难用垄断解释。这里的分析说明,调整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利益分享关系有两个思路,一是降低金融服务的价格,二是放松金融业的进入门槛,通过竞争抑制垄断溢价。

首先是金融服务的价格方面,中国的金融改革并非按照新自由主义倡导的“休克疗法”,而是采取渐进式改革方式,通过对金融业实施“在线修复”,实现金融的改革发展与稳定,这使得中国金融既有着竞争力很强的超大金融机构,又有着资本实力和经营能力较弱的中小金融机构。价格的调整很难通过制度的设计强制执行,可以通过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引导价格下行。自 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由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 20 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oanPrime Rate,LPR);各银行应在新发放的贷款中主要参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定价,并在浮动利率贷款合同中采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作为定价基准。2020年11月20日,1 年期 LPR 为 3.85%,5 年期以上LPR 为 4.65%,分别较改革前下降0.4和0.2个百分点,降低实体经济贷款成本的效果很好。要加快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用LPR机制引导商业银行下调贷款定价水平,更大力度让利于实体经济。考虑到不同银行负债成本、管理成本、风控能力等存在差异,可以建立差异化的利率区间引导机制,避免地方性中小银行利差过低导致亏损,稳妥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2019年2月22日全国银行业协会发布银行业金融机构减费让利、推动银行业更好支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倡议;2020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因此,通过价格调整金融与实体经济利益分享结构的另一个思路,可以考虑把减费让利列入金融机构环境社会治理报告的披露内容,通过社会舆论、市场评估以及监管部门的考核引导金融机构把减费让利制度化。

其次是在垄断因素方面,姜琪在他2012年的文章《中国银行业高利润的来源:市场势力还是高效率》中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中国银行业高利润主要来源于行政垄断保护下的行业系统性市场势力溢价,而非因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虽然GDP 增长能在一定程度上拉动银行业利润的提高,但非主要原因。应该说,近年来金融业的行政性垄断导致的市场势力大为下降。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应地,《决定》提出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时,在传统金融之外,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的不断兴起,也大大改善了金融业的竞争环境。但总体来讲,金融垄断还是存在的。正因为如此,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1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是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在保持金融稳定的前提下,应进一步放松金融业的进入门槛,通过金融业的反垄断,改善竞争环境,这既能提高金融业的效率,又能调整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利益分享结构,推动金融同实体经济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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