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静:中国服务业发展需要改善市场营商环境

发布时间:2016-12-26来源: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作者:江静

中国服务业发展需要改善市场营商环境
文|江静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指出,“要建设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加强引进外资工作,更好发挥外资企业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从而将市场营商环境改善问题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事实上,营商环境的改善,不仅对外资企业发展有重要作用,对内资企业也有较大影响;不仅对制造业有促进作用,对服务业发展更是起着重要的影响。
 
从中国现实情况下,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0.5%,但与发达国家、甚至是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中国当前加快服务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把“服务业比重进一步上升”作为“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这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中国加快走向服务业大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举措,是新常态下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核心支撑,是“十三五”时期制造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的重要保障,“十三五”时期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2010年翻一番的关键载体,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包括去产能、降成本等,表面上集中在制造领域,但其核心还在于服务业的投入。
 
《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建立公平、规范、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探索适合新型服务业态发展的市场管理办法,调整税费和土地、水、电等要素价格政策,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这说明国家已经充分意识到,在服务业发展初具规模的当下,其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制度化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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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产品的特征
对制度化的市场营商环境有更高的要求
 
第一,服务产品是一种“信任品”。服务产品的特征之一是无形性,这种特征使消费者无法对服务产品质量进行统一的判断。让·梯若尔曾经指出,服务品更多地属于“信任品”的范畴,服务提供商和消费者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需要投入大量的专用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公平、透明和行之有效的制度环境以及完备的司法体系为其提供激励和保护。
 
第二,服务产品是一种“后验品”。服务产品具有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的特征。与物质产品不同,服务产品不能实现通过功能、质量等具体指标来评估与自身需求的契合程度,消费者无法在交易前通过试用为是否购买服务决策提供参考,又很难在交易后通过对服务结果的评估还原服务质量,这提高了消费者参与服务教育的风险和成本。交易成本理论表明,完备的契约有助于降低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因此在服务交易前必须有完备的契约对服务品的质量、效果和无法履约时进行的惩罚等方面进行明确界定。因此,相对于物质产品而言,服务交易涉及更为复杂的契约安排,对一国法治建设水平也有着更高的要求。
 
第三,服务产品是一种“异质品”。服务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大多有消费者的主动参与,要求服务提供者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变化适时调整服务生产过程;此外,服务业具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特征,对创新的要求甚至超过了制造行业,因此受制于一国的政策环境、法治建设水平,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健全程度以及契约执行的效率,否则可能会使服务业发展陷入同质产品的低效率竞争状态。
 
由此可见,服务业的生产、交易和消费过程涉及更为密集和复杂的契约安排,因此具有典型的制度密集型特征。此外,服务业也是制度化营商环境的载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权制度、公共服务、市场秩序、企业治理等,要么本身是就是服务业的构成部分、是制度和营商环境供给载体,要么是对制度依赖性很强和对制度极为敏感的产业。无论是现代企业的产权体系和治理结构,还是现代市场体系的秩序和运作规则,或者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法制化和现代化,其本身都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体现。
 
2
中国及部分国家营商环境排名
 
2016年10月24日,世界银行发布了《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17》,对全球190个经济体的总体营商环境经济了排名,并且细分了具体10类指标,分别是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财产登记、获得信贷、投资者保护、缴纳税款、跨境贸易、执行合同以及办理破产。表1是中国与部分国家营商环境排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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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ng Business Report
 
如表1所示,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2016年中国整体营商环境排名为78位,比2015年提升了6位,比2013年提升了18位,这说明中国制度环境总体上有了明显的改善。从跨国比较来看,发达国家的营商环境相对较好,排名第一的是新西兰,2016年美国整体营商环境排名全球第8,日本为34。新兴市场国家中,俄罗斯的排名相对较高为全球40位,印度则排位较为靠后为130位。总体来说,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其营商制度环境的排名也相对靠前。
 
从细分的具体项目来看,办理施工许可排名为177位,投资者保护排名123,说明中国办理施工许可较为困难,且不太注重对投资者的保护。更值得注意的是,缴纳税款排名全球131位,比2014年下降了11位,这说明中国的税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滞后其他国家。《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17》显示,中国的总税率为68.0%。而根据《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14》,中国劳动税及缴付占利润的比例为49.6%,位居全球倒数第3,明显高于全球其他地区,同期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劳动税及缴付占利润的10.7%,而经合组织则为23.1%。服务业的主要投入是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税及缴付会严重阻碍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中国在合同执行这一项排名第5,比2014年上升了30位,这也是唯一中国排名进入前10的项目。就美国而言,获得信贷排名全球第2,办理破产排名第5,这与美国的较好的金融体系以及司法体系有着较大的相关性。俄罗斯在财产登记方面排名第9,说明其有较好的产权制度;日本则在办理破产方面较强优势,排名居全球第2。印度的部分指标也远远好于中国。如印度对于投资者保护排名全球第13位,比中国排位高110位。
 
3
营商环境与服务业发展的经验分析
 
1.总体市场营商环境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我们建立计量模型分析市场营商环境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被解释变量用各国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表示,主要解释变量是各国营商环境的总体全球排名,报告中数值越大表示排名越靠后,为直观起见,用100减去原始的前沿水平差距,进而获得新的评分,评分越高表示营商环境越好。此外选择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政府规模为控制变量,同时选择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将其纳入回归模型以尽可能控制回归偏误。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中国服务业核算体系的完善程度,我们用1991年服务业比重作为滞后被解释变量,实际数据样本为2003-2016年。考虑到2003年只有133个样本国家,而2016年有190个,我们进行筛选,将总样本国家选择为133个进行回归。
 
全体样本国家回归结果中,整体营商环境的系数是0.236,并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一个国家营商环境排名提升1%,可以使该国服务业占GDP比重提升0.236个百分点。基于OECD国家和金砖国家的分析也支持了上述结论,且金砖国家的这种提升效应更为明显,回归系数为0.561,这可能是因为金砖国家制度和营商环境还不太完善,有着更高的改善空间;OECD国家回归系数为0.134,其提升效应稍弱于全部样本国家。
 
2.细分营商环境指标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营商环境有具体的细分指标。由于跨年度时间较长,每年具体指标有所变动。自2011年起一直延续公布10个指标,分别是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店里供应、财产登记、获得信贷、投资者保护、缴纳税款、跨境贸易、合同执行、办理破产。为了保证数据的连续性,我们选择2011-2016共6年数据进行分析,全部样本国家沿用2011年的统计共183个国家。
 
全部样本国家的回归结果中,财产登记、获得信贷、投资者保护、缴纳税款、合同执行这几项指标对服务业占GDP比重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财产登记的回归系数为0.234,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财产登记排名提升1%,会使服务业占GDP比重提升0.234个百分点。此外,获得信贷的回归系数为0.312,这表明改革金融制度,缓解服务企业的融资约束,可以在较大程度上促进服务业占比提高。当然,金融业本身是服务业的重要构成,一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从各项指标来看,投资者保护的系数最大,回归系数为0.624,并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投资者保护对服务业占比提高有较大的影响。缴纳税款和合同执行的系数分别为0.254和0.311,也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从OECD国家的回归结果来看,众多细分指标中影响最大的制度变量是财产登记,回归系数高达0.984,这意味着财产登记排名提升1个百分点,会使服务业占GDP比重提高0.984个百分点;投资者保护的影响其次,系数为0.885。金砖国家中,对服务业占比影响最大的制度变量是合同执行,回归系数为0.741,并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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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市场营商环境的措施
 
研究发现,制度化的市场营商环境对服务业发展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政府在制定服务业政策时,首先应该关注市场营商环境的整体提升,其次是针对经验分析的研究结论,重点改善那些对服务业发展影响较大的细分营商环境市场化和法治化程度。具体可以从如下方面入手:
 
第一,降低准入门槛,深化“负面清单”,制定符合国际通行的统一、公平、完善的市场准入制度。逐步减少市场准入制度中的行政垄断,深化服务业市场化改革,通过投资审批许可制度改革,放松或取消管制,破除行业垄断,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取消对非国有资本和国际资本的限制,进一步明确和深入贯彻“非禁即入”的原则,推动垄断的服务行业向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开放。鼓励小微服务企业发展,引导服务业投资主体多元化,促进服务行业的自由竞争,并进一步规范服务行业收购兼并制度。
 
第二,加强投资者保护,降低投资风险,稳定服务企业的投资预期。要重点规范产权制度保护,全面落实中央全面社会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同等保护不同所有制经济产权,规范财产处理法律程序、完善财产征收征用制度、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合同执行力度等。
 
第三,加大改革与劳动相关的税收和财务制度。切实降低企业中与劳动相关的税收成本,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允许人力资本进行折旧,计入成本并在税前扣除,从而鼓励服务部门人力资本投入,促进服务部门整体人力资本的升级。
 
第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缓解服务企业的信贷约束。积极创新金融服务和产品,鼓励发展众筹、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小微银行等创业金融服务方式,增强金融对服务企业的资金支持,同时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枢纽作用,引导和鼓励服务企业在股权市场融资,加强服务企业上市培育辅导,推进股份制改造。
 
作者简介:
江静,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秘书长,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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