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
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陈柳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就要把发展质量放在重要位置,将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通过不断改善供给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01
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主要矛盾在供给体系的质量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新常态的判断在内涵上是一致的、是一脉相承的,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的准确判断。
供给和需求都可能成为制约经济质量提升的主要因素。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曾经经历储蓄和资本的“双缺口”阶段,较长时间内制定实施了吸引外资和出口优先的战略,外需成为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和主要人均经济指标都有了长足的提升,中国需求在世界经济经济中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可以预计,对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正迈向中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来说,未来十五年将是我国消费升级的重要阶段,中国需求对全世界的企业来说都意味着历史性的机遇。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中国经济的矛盾表现在供求两个方面,但主要在供给侧。
与此同时,供给体系的数量和增速已经不再是制约我国经济中长期健康发展的主导因素。近五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当前,在纳入统计的500多种工业产品当中,我国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位于世界第一,很多行业现在产能不是不足而是过剩了。所以,十九大报告向我们描绘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三步走的宏伟蓝图时,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数量指标和增长指标,没有按照以往的惯例再提出一定阶段内GDP翻一翻的目标。
从世界各国迈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看,通过不断提升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构建国家竞争优势,这是我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不二法门。也就是说,经济体系要通过提供适应市场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满足动态变化的有效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意义,即解决我国各种产品和服务的供应达不到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产品品质要求的问题,需要促进质量上转型升级,在标准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另一方面,要通过供给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新的需求。经济学中的萨伊定律认为,“一种产品一经生产,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历程中,每一次生产力水平的跃迁都创造难以想象的方式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
02
当前我国供给体系质量相对滞后的原因
当前,供给体系质量相对滞后存在着典型的表现:企业总体上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产品的附加值不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我国处于国际代工的环节较多,国际知名的品牌还很少;企业粗犷发展问题较突出、绿色发展不够,由此导致的生态环保压力较大,等等。上述情况形成的直接原因和表现,毫无疑问是供给体系的创新能力不足、尤其是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但如果把问题下沉一个层次,则发现当前我国供给体系质量相对滞后的原因存在于多个方面:
1.供给体系依托的要素结构层次尚不够高
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经济发展的源泉来自于劳动、资本、技术三要素。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衰退,而人力资本的教育和培养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提高竞争力而降低环保和安全标准的情况并不鲜见,蓝领工人在提升产品质量中的重要作用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从资本作用看,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发展存在多种不协调,资本投入的效率在显著下降,金融资源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存在歧视;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有提升空间,当前普遍存在着模仿性创新过度的问题。十九大报告中对提升要素水平的问题着重笔墨,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2.供给体系长期形成的外需导向难以应对消费升级的市场
在中国制造业的国际代工模式中,外向型企业主要服务于国际市场需求,企业或者直接为跨国公司生产中间品,或者生产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中低端制造品。这种供给服务结构的弊端在于:企业按照国外订单生产,专注于加工制造环节,事实上并不熟悉国际市场,企业无法锻炼发现并直接响应市场需求的能力。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国际市场持续增长乏力,面对总量、结构到质量均在发生质变的市场需求结构,传统国际代工型企业难以迅速完成角色转换,出现市场把握能力和中高端供给能力的双重不足。受制于路径依赖的锁定效应,推进国际代工企业转向自主经营、适应国内消费市场升级的任务仍然艰巨。
3.供给体系的新旧动力仍处于转换期
一方面,传统动力边际效用虽然递减但所占比重较高,表现为制造业中的重化工业部分、房地产业的波动对经济体系的影响较大。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主要抓手仍然是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区招商大型工业项目等过去擅长的模式。另一方面,新生动力边际效益递增但总体动能仍然偏弱,一些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等新经济增长强劲,一些新型产品与服务表现出极强的市场成长性,正成为我国经济的新引擎。但是,经济新动能与旧动能的替代不会一蹴而就,以房地产驱动为代表的传统发展模式占据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对新兴领域的创新创业形成了毫无疑问的抑制;同时,传统产业中的高附加值部分,比如精细化工、精密机械、特种材料等仍然是供给体系的短板。因此,十九大报告指出既要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又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4.需要进一步激发供给体系中微观主体的积极性
供给体系的主体是由微观企业构成。当前的经济环境下,通过顶层设计调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尤为重要。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管理层股权激励等方式增强国企活力的举措还没有得到全面推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对民营企业来说,财产权、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执法相对滞后,不利于增强民营企业家对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信心。同时,以服务业为代表的领域在对民营企业开放过程中,仍然存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隐形障碍,影响了这些领域的市场竞争和供给效率。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人的作用将更为重要,充分调动各级干部、企业家、创新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应是被放在优先位置的工作。因此,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这些都体现了激发供给体系微观主体积极性的重要性。
03
推进若干重大举措化解供给体系的瓶颈
将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提升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总体原则,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下一步改革的重大举措:
1.市场化配置要素资源
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方能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公平承担市场经营的风险和收益,是市场化配置要素资源的一个前提。就资本配置来说,要真正切割各类融资平台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破解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打破刚性兑付,引导资金从在政府荫蔽下获取无风险收益进入到市场化的实体经济当中。与此同时,需要通过更深层次的户籍制度、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及对地方招商优惠政策行为的规范,打破区域之间的壁垒、减少区域之间分割,促进人才、资本、技术在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
2.在隐形行政垄断突出的领域加快对内对外开放
服务业是隐形行政垄断和管制最为突出的领域,也是供给体系和产品质量提升空间最大的领域。医疗、教育、文化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服务业发展与人民群众的期待存在较大的差距,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经验表明,只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让更多符合要求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进入这些领域,市场竞争将使得这些领域更具效率,经济质量的大幅提升是完全可以期待的。此外,虽然在特殊行业加强环保、安全等管制成为共识,但也要警惕以环保、安全的名义在可以市场化的领域排斥竞争。做到这些,就要按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通过竞争实现供给质量提升,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通过支持各类微观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3.以竞争政策优化产业组织结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强化环保等标准,在钢铁、煤炭、化工等领域去除部分产能,很多不符合标准的小企业退出市场,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行业经济效益有了很大的提升。从发达国家产业组织结构演化的历史经验来看,制造行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市场集中度提升符合历史趋势。通过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提升供给体系质量,要在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下,一方面要仍以适度集中为导向,以市场化的兼并收购为手段,让市场竞争选择行业的强者;另一方面,要重视《反垄断法》规定禁止滥用垄断势力、尤其是支配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情况,消除新进入者公平参与竞争的障碍。
4.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国有成分的供给体系在部分领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提升这部分供给效率和质量,要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这就要按照十九大报告的要求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让民营企业机制灵活的特点在国有企业也能得到充分发挥。通过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让国有企业专注在国计民生和公共服务领域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同时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
5.推进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所依托的基础设施水平,除了要加强高铁、公路、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还要加强重大科学技术和新兴商业模式的基础设施。比如,电子商务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与我们线上支付的基础设施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在科技领域要加强重大科学装置、仪器、系统、网络等科技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努力实现信息化基础实施的互联互通,为产业的跨界融合创造条件。
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陈柳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供给和需求都可能成为制约经济质量提升的主要因素。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曾经经历储蓄和资本的“双缺口”阶段,较长时间内制定实施了吸引外资和出口优先的战略,外需成为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和主要人均经济指标都有了长足的提升,中国需求在世界经济经济中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可以预计,对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正迈向中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来说,未来十五年将是我国消费升级的重要阶段,中国需求对全世界的企业来说都意味着历史性的机遇。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中国经济的矛盾表现在供求两个方面,但主要在供给侧。
与此同时,供给体系的数量和增速已经不再是制约我国经济中长期健康发展的主导因素。近五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当前,在纳入统计的500多种工业产品当中,我国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位于世界第一,很多行业现在产能不是不足而是过剩了。所以,十九大报告向我们描绘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三步走的宏伟蓝图时,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数量指标和增长指标,没有按照以往的惯例再提出一定阶段内GDP翻一翻的目标。
从世界各国迈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看,通过不断提升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构建国家竞争优势,这是我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不二法门。也就是说,经济体系要通过提供适应市场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满足动态变化的有效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意义,即解决我国各种产品和服务的供应达不到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产品品质要求的问题,需要促进质量上转型升级,在标准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另一方面,要通过供给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新的需求。经济学中的萨伊定律认为,“一种产品一经生产,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历程中,每一次生产力水平的跃迁都创造难以想象的方式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
1.供给体系依托的要素结构层次尚不够高
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经济发展的源泉来自于劳动、资本、技术三要素。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衰退,而人力资本的教育和培养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提高竞争力而降低环保和安全标准的情况并不鲜见,蓝领工人在提升产品质量中的重要作用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从资本作用看,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发展存在多种不协调,资本投入的效率在显著下降,金融资源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存在歧视;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有提升空间,当前普遍存在着模仿性创新过度的问题。十九大报告中对提升要素水平的问题着重笔墨,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2.供给体系长期形成的外需导向难以应对消费升级的市场
在中国制造业的国际代工模式中,外向型企业主要服务于国际市场需求,企业或者直接为跨国公司生产中间品,或者生产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中低端制造品。这种供给服务结构的弊端在于:企业按照国外订单生产,专注于加工制造环节,事实上并不熟悉国际市场,企业无法锻炼发现并直接响应市场需求的能力。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国际市场持续增长乏力,面对总量、结构到质量均在发生质变的市场需求结构,传统国际代工型企业难以迅速完成角色转换,出现市场把握能力和中高端供给能力的双重不足。受制于路径依赖的锁定效应,推进国际代工企业转向自主经营、适应国内消费市场升级的任务仍然艰巨。
3.供给体系的新旧动力仍处于转换期
一方面,传统动力边际效用虽然递减但所占比重较高,表现为制造业中的重化工业部分、房地产业的波动对经济体系的影响较大。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主要抓手仍然是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区招商大型工业项目等过去擅长的模式。另一方面,新生动力边际效益递增但总体动能仍然偏弱,一些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等新经济增长强劲,一些新型产品与服务表现出极强的市场成长性,正成为我国经济的新引擎。但是,经济新动能与旧动能的替代不会一蹴而就,以房地产驱动为代表的传统发展模式占据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对新兴领域的创新创业形成了毫无疑问的抑制;同时,传统产业中的高附加值部分,比如精细化工、精密机械、特种材料等仍然是供给体系的短板。因此,十九大报告指出既要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又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4.需要进一步激发供给体系中微观主体的积极性
供给体系的主体是由微观企业构成。当前的经济环境下,通过顶层设计调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尤为重要。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管理层股权激励等方式增强国企活力的举措还没有得到全面推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对民营企业来说,财产权、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执法相对滞后,不利于增强民营企业家对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信心。同时,以服务业为代表的领域在对民营企业开放过程中,仍然存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隐形障碍,影响了这些领域的市场竞争和供给效率。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人的作用将更为重要,充分调动各级干部、企业家、创新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应是被放在优先位置的工作。因此,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这些都体现了激发供给体系微观主体积极性的重要性。
1.市场化配置要素资源
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方能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公平承担市场经营的风险和收益,是市场化配置要素资源的一个前提。就资本配置来说,要真正切割各类融资平台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破解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打破刚性兑付,引导资金从在政府荫蔽下获取无风险收益进入到市场化的实体经济当中。与此同时,需要通过更深层次的户籍制度、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及对地方招商优惠政策行为的规范,打破区域之间的壁垒、减少区域之间分割,促进人才、资本、技术在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
2.在隐形行政垄断突出的领域加快对内对外开放
服务业是隐形行政垄断和管制最为突出的领域,也是供给体系和产品质量提升空间最大的领域。医疗、教育、文化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服务业发展与人民群众的期待存在较大的差距,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经验表明,只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让更多符合要求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进入这些领域,市场竞争将使得这些领域更具效率,经济质量的大幅提升是完全可以期待的。此外,虽然在特殊行业加强环保、安全等管制成为共识,但也要警惕以环保、安全的名义在可以市场化的领域排斥竞争。做到这些,就要按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通过竞争实现供给质量提升,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通过支持各类微观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3.以竞争政策优化产业组织结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强化环保等标准,在钢铁、煤炭、化工等领域去除部分产能,很多不符合标准的小企业退出市场,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行业经济效益有了很大的提升。从发达国家产业组织结构演化的历史经验来看,制造行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市场集中度提升符合历史趋势。通过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提升供给体系质量,要在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下,一方面要仍以适度集中为导向,以市场化的兼并收购为手段,让市场竞争选择行业的强者;另一方面,要重视《反垄断法》规定禁止滥用垄断势力、尤其是支配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情况,消除新进入者公平参与竞争的障碍。
4.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国有成分的供给体系在部分领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提升这部分供给效率和质量,要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这就要按照十九大报告的要求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让民营企业机制灵活的特点在国有企业也能得到充分发挥。通过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让国有企业专注在国计民生和公共服务领域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同时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
5.推进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所依托的基础设施水平,除了要加强高铁、公路、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还要加强重大科学技术和新兴商业模式的基础设施。比如,电子商务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与我们线上支付的基础设施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在科技领域要加强重大科学装置、仪器、系统、网络等科技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努力实现信息化基础实施的互联互通,为产业的跨界融合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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