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虽然仍是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但已由存量部分低端无效过剩产能占主导的旧阶段过渡到增量部分中高端有效供给不足占主导的新阶段。相应要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作出调整：由主要使用减法转到主要使用加法。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指出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强调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针对突出问题，强化逆周期调节，打好重点战役。
一、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2018年，我国经济增速同比增长6.6%，实现了6.5%左右的预期增长目标。经济结构继续优化升级，新动能持续显著成长：第一，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2.2%，比2017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30.7%、8.9%和8.1%，领先于其他行业。第二，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同比提高18.6个百分点，需求结构不断改善。规模以上工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和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5.5和2.7个百分点，工业结构不断优化。我国经济总体平稳、稳中向好。
虽然我国经济运行仍在合理区间，但也出现了一些明显变化，带来了新问题、新挑战。当前主要经济矛盾和问题包括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回落、中小型民营制造业企业经营困难增加、经济风险挑战增大、外部冲击风险上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五个方面。
工业企业产品出产价格回落是指，自中美贸易摩擦以来，我国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月度增速由去年六月份的4.7%逐级回落到12月的0.9%，有重回负增长和重新陷入“生产领域通货紧缩”风险。中小型民营制造业企业经营困难增加是指，去年上半年中央加快了“金融去杠杆”进程，采取了“宽货币+紧信用”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导致本来不需要去杠杆的中小民营制造业企业被去杠杆，使得一直困扰我国民营制造业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进一步突显。经济风险挑战增大是指，我国股市暴跌、信用债违约问题触目惊心，经济风险挑战增大。2018年全年，A股三大指数中，上证跌幅最小也高达24.59%，最低触及2449.20点，创了2016年股灾以来的新低，个股更是惨不忍睹。受此影响，一些高比例质押股权的上市公司大股东接连“爆仓”，不仅让股民感到心惊肉跳，也让众多上市公司（尤其是民企上市公司）面临企业控制权变更考验。外部冲击风险上升是指，2018年3月份以后，美国挑起国际经贸摩擦，在需求端，中美关税战不断升级；在生产端，中国核心技术被“卡脖子”风险暴露。而且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大宗商品价格由涨转跌并持续走弱，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给进出口贸易、汇市、股市带来的压力也同步增大，我国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是指，去年我国年度经济增长录得1991年以来最低值，分季度增长逐级回落，第四季度GDP增长甚至回落到6.4%，低于政府全年6.5%的增长目标。对我国经济周期起重要作用的基础设施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净出口等关键指标均同步大幅下降。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比2017年回落15.2个百分点，呈现断崖式下跌特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屡创近15年新低；受贸易摩擦影响，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顺差收窄18.3%，个别月份出现贸易逆差。
二、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矛盾
以上中国经济矛盾和问题兼有周期性和结构性原因，主要是结构性原因，表现为无效供给过剩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也叫供需错配。
首先，无论是低端无效供给过剩的供需错配，还是高端有效供给不足的供需错配，都属于供给侧问题。也即供需错配的主要矛盾不在需求侧，而在供给侧。表现为供给不能适应需求变化这同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一面是经济中的资本和资源过度涌入中低端产业，造成产能过剩。另一面是资本、技术和资源进入中高端产业严重不足，造成国内中高端产品供给缺乏。
其次，用供需错配的结构性失衡可以解释当前中国经济矛盾。其内在逻辑在于，为解决无效供给过剩问题，从2016年一季度至2018年二季度，我国启动了以去产能、去库存、环保限产和金融去杠杆等为主要内容的存量调整，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一段时间客观上也曾导致一定程度的“国进民退”现象，造成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增加：去产能和环保限产对象主要是过剩产能中落后和不达标的中小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更多集中在中下游竞争性领域，本身议价能力较弱，当去产能导致上游产能收缩，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时，处于中下游的民营企业只能被动接受上游行业的成本转嫁，企业经营效益下滑；信贷融资对国企和民企存在差别待遇，特别是这几年国企融资还在大幅改善，民企融资还在持续恶化，当去杠杆导致银行资产由表外转为表内，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进一步上升，利润进一步被侵蚀。而为解决有效供给不足问题，我国在2015年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实际上，这一计划既是2008年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被动需要，也是顺应全球工业革命趋势主动出击与德国工业4.0对接的结果。但美国认为中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是企图赢得21世界经济领导权的行动和对其的经济侵略，进而针对《中国制造2025》举起“301大棒”，悍然对我发动“关税战”。另外，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处于出清过剩产能阶段，实现产能更新换代尚需时日，工业品价格容易出现反复，企业效益很难短时间改观，经济增长也就难以好转，高杠杆率带来的社会债务负担易升难降，严重时，债务违约大量增加，经济风险自然暴露。
三、供给侧结构性矛盾进入增量有效供给不足占主导的新阶段
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虽然仍是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但已由存量部分低端无效过剩产能占主导的旧阶段过渡到增量部分中高端有效供给不足占主导的新阶段。相应要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作出调整：由主要使用减法转到主要使用加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告别主要使用减法解决无效供给过剩的存量出清旧阶段。通过前期实施行政去产能、环保限产、棚户区改造、结构性去杠杆等措施，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成效。首先，在去产能方面，截至2018年7月底，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的钢铁、煤炭去产能提前2年半左右接近完成“十三五”去产能所有任务，部分远超预定任务。可以说，去产能已不是我国经济突出矛盾和问题的主要方面。其次，在去库存方面，2017年，以推升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攀升为代价，和对棚户区改造使用货币化房票安置制度，我国最棘手的以人口净流出为特征的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效果显著。到今年7月底，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绝大部分城市高库存的问题都已经解决，部分城市甚至还面临库存紧张局面，可以说，全国的去库存任务也已经基本完成。在去杠杆方面，根据《人民日报》2018年7月23日相关刊文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18年第二季度例会相关数据披露，到2018年7月，我国总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杠杆结构呈现优化态势。我国去杠杆初见成效，从此进入稳杠杆阶段。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重使用加法解决增量有效供给不足难题。 “去”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才是目的。截至目前，我国在“三去一降一补”的进展上，“三去”任务完成的好一些，扩大有效供给任务完成的不够。因此，扩大有效供给或者说补短板本身已成为一个相对的短板，应该作为下一阶段我国纠正供需错配失衡的主要方面。这要求稳住经济增速，“补”上经济增长质量短板和培育新动能，包括调整产业结构、产品和服务质量补短板、关键核心技术补短板、增加创新要素、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民生和生态领域补短板，等等。其中，扩大有效供给，稳住经济增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最为重要。
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强化逆周期调节，打好重点战役
既然经济主要矛盾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就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办法来解决。理论上，结构性失衡的存量调整困难体现为企业退出壁垒高。要么因为市场机制不健全，商品和要素价格扭曲，企业无法判断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所致；要么因为法规不健全，政府干预较多形成退出阻碍所致。根本上的原因还是政府和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边界不清。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改革，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用负面清单管理市场和用正面清单约束政府，形成市场机制对供需错配能充分发挥调节作用的体制机制。具体任务包括四个方面：建立市场化、法治化长效机制，巩固前期存量调整成果；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简而言之，就是“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大字。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发点是供给，但不偏废需求。根据本文第一部分分析，去年以来，随着需求端周期性问题严重性显著上升，宏观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的紧迫性显著增加。从需求三架马车看，稳定总需求主要是增强消费能力和扩大有效投资。增强消费能力主要是两方面：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提升居民消费率；改善国内消费环境，提升产品质量。我国最终消费率中，2017年居民消费率为39.08%，显著低于世界超过60%的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潜力较大。但从近年居民消费表现看，一方面，受制于居民杠杆率快速提高的房贷压力，居民不敢消费；另一方面，以品牌消费、精神消费、知识消费、健康消费和智能化消费为标志，消费升级明显。因此，释放居民消费潜力要点有二：稳定利率负担和提高商品质量。稳定国内利率要有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配合。根据货币供求理论，不影响经济运行的中性货币政策要求M2同比增速大约等于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和，在此基础上，再根据经济形势逆向适度浮动。我国2018年GDP实际增长率加通货膨胀率大约等于8.7%，如果再往上适度浮动1.3个百分点，中性货币政策的M2增速水平应该在10%左右。但M2投放只有2月份曾经达到了8.8%，其他月份都低于8.7%，全年有9个月投放在8.2%附近，属于中性略偏紧的货币政策。可见，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扩大内需，应消除居民消费顾虑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一方面，将中性偏紧货币政策调整为中性偏宽松货币政策，同时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加强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防止房价反弹。另一方面，改善国内消费环境，进一步完善产品品质、市场秩序、消费渠道等，为市场提供更多高品质、好品牌商品。扩大有效投资主要包括两方面：基建投资补短板和减税降费。自2010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一直实行“稳健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组合。但去年上半年“积极财政政策不是真积极”曾广受诟病，暴露出我国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缺乏应对突发经济问题主动性和预见性弊端。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应发挥稳定内需的经济功能，既可以增支也可以减税降费。从增支角度，有必要根据赤字率而非年度绝对赤字规模加大支出力度，比如将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调回到3%或更高水平。分央地看，中央积极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受杠杆率束缚的地方政府积极财政政策可考虑大幅扩大不计入赤字的专项债券。分项目看，主要应该在努力扩大民间制造业投资和稳住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基建投资增速上做文章。从减税降费角度，减税降费既是积极财政的发力空间，又是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推进增值税等实质性减税”。“实质性减税”不同于过去的结构性减税。结构性减税强调税制结构内部优化，税收的基数和总量基本不变。而“实质性减税”是以经济规模为基础，强调税收只减不增。
十三五时期，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分为两个阶段：以2018年为界，之前的2016年和2017年两年为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2018年及以后两年为第二阶段，主要任务都是抓好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两者关系为，“三大攻坚战”是“三去一降一补”的重点战役：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属于“补短板”的重点战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属于“去杠杆”的重点战役。重中之重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要求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美国加息和缩表推升外围利率中枢走高叠加中美经贸摩擦升级背景下，“去杠杆”始终是化解中国经济风险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但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已由去杠杆进入稳杠杆阶段。所谓稳杠杆，就是通过对杠杆率进行结构分析，对杠杆率高的部门去杠杆，对杠杆率低的部门加杠杆，使得总体宏观杠杆率虽然没有明显下降，但所有部门的杠杆率都下降到国际警戒线以下的安全水平。稳杠杆的核心在于找出结构性去杠杆重点部门。通过对宏观杠杆率进行结构性分析，我国去杠杆的重点部门有三，分别为金融部门、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经过2018年金融去杠杆后，目前加快处置国有企业僵尸企业和稳妥处理地方债务风险不仅是稳杠杆潜力所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要求。
本文部分内容刊发在《群众》杂志201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