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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龙:银行业三起“黑天鹅事件”警示金融安全

发布时间:2019-12-26 文章来源: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作者:陈志龙


 
2019年银行业发生三起“黑天鹅事件”

黑天鹅1:5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保监会宣布,由于包商银行出现严重信用风险,对其进行接管,期限为一年。包商银行前身为包头市商业银行,2007年改名为包商银行。尽管它只是偏居塞上的不起眼的小银行,但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18年中国银行业100强榜单”,包商银行位列第37位。在地方性商业银行当中,排名也算比较靠前。央行直接出手接管一家银行,这样的事情非常少见。《商业银行法》第六十四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的利益时,才达到被接管的条件。包商银行被接管后,全额保障了该行零售客户负债,同时对同业业务打破了刚性兑付。

黑天鹅2:2019年4月1日,锦州银行发布公告称,由于需要额外时间提供核数师所需资料,该集团2018年度的年度业绩将会迟延刊发。5月31日,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向锦州银行辞任该行核数师。评级机构请辞引发流动性风险暴露后,监管当局快速介入,加快重组进程。7月28日,工商银行全资子公司工银投资、中国信达子公司信达投资和中国长城资产三家机构宣布财务性投资入股锦州银行,定增62亿股以战略重组的方式开启了该行的风险化解帷幕。从公开消息看,包商银行是因为大股东明天系通过隐匿代持等方式持有该行89%的股份,把包商银行当成“提款机”,导致巨额股东占款无法归还,发生严重信用危机。

黑天鹅3:12月18日,因案件查处和改革重组等因素,已两年多未发布公司财报的恒丰银行恒丰官网发布消息称,该行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等议案。根据方案,恒丰银行将非公开发行1000亿股普通股股份。其中,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拟认购600亿股,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认购360亿股,新加坡大华银行和其他股东拟认购40亿股。而半年前,6月9日,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恒丰银行综合改革,正在加快推进相关工作。整体改革思路已获得各有关方面同意,下一步将抓紧实施。恒丰银行前期有关涉案人员正在依法查办。

在“三大攻坚战”深入推进,防范金融风险日益紧迫的当下,银行业内的这三起事件,由于监管及时快速介入,给市场带来的冲击总体较小。但揭开这些风险事件的深层次问题,暴露了相当一些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不健全,经营行为粗放,内部人控制十分严重的现实问题。

“前腐后继”的银行董事长

今年7月,监管当局已经介入的锦州银行,其董事长张伟曾试图外逃,在首都机场被拦截,这个资产超过8000亿元的东北第一大法人银行的盖子被加速掀开,锦州银行2018年亏损额高达45.93亿元,巨亏主因是2018年计提了高达236.84亿元的资产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激增主要是由于该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率上升所致。这一数据让各方震惊不已。

央行主导下,中央汇金和山东省联手注资1000亿,针对恒丰银行上演了一幕 “拯救大兵瑞恩”的雷霆行动。恒丰银行前董事长蔡国华两年前被查,检方控其曾动用银行资金430亿元,以进行管理层收购,谋求曲线控制银行。恒丰银行4500亿贷款中,逾期贷款近3000亿元,不良贷款超1000亿。恒丰银行前董事长蔡国华等2014年就私自给自己和行长、监事长三人违规发放薪酬逾3亿余元。蔡国华在任董事长期间,甚至将家庭雇佣保镖的54万元、821万元的红木家具、逾百万的家庭日常生活支出都在恒丰报销,恒丰万亿资产沦为少数人的提款机,这种极度的贪婪仿佛没有明天似的。蔡国华被查后,目前,恒丰体系内至少有50多人被查,包括北京、成都、杭州等地的多名分行长和班子成员,8大事业部的总裁过半被查。

蔡国华是2017年底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的,目前检方控蔡国华涉四宗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其中被诉受贿11.87亿,数额之巨,亦令各方瞠目。他的前任姜喜运2014年10月接受调查,2018年被诉贪污受贿7.5亿元领刑。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恒丰银行前后两任董事长“前腐后继”执着地做一件事,那就是用银行资金控制银行股权。前任董事长还在接受调查,后任打着清理前任问题的旗号,更加丧心病狂变本加厉。今年,出事的银行高管已有一份长长的名单,类似恒丰这样,两任一把手被抓的还有吉林银行,其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宝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而张宝祥的前任党委书记、董事长田学仁也在数年前被查。

今年以来,金融反腐不断深入。国开行原董事长胡怀邦落马之后,曝出国开行涉及民企华信的千亿级风险事件。作为最大的国家政策性银行,在信贷狂欢的盛宴中,“胡乱放贷、内部风险约束失效,实权派的掌门人经济上又不能把持住自己,出事也就不意外了。”一位资深银行业内人士说,“国开行这些年放出的钱打水漂的可能难以统计,他们发放的一些贷款我们看了都害怕。”而胡怀邦自己也曾坦言,“很多款放的时候就知道可能收不回来。”一位与胡怀邦相熟的金融系统人士称,“胡表面上看是较谨慎的人,若非巨大利益的吸引,不会轻易干把自己兜进去的事。”胡怀邦如此,哪个被“兜进去”的人,面对巨大的诱惑能坐怀不乱抵挡得了呢?

恒丰银行的两任董事长执着地做一件事,用银行资金控制银行股权,“若非巨大利益的吸引”,他们何苦“前腐后继”地痴迷其间而不能自拔。如是这般,上行下效,胡怀邦落马前后,国开行多位省级分行和总行部门负责人涉案,甚至有人引颈自行了断。从国家大型开发性金融机构到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相继曝出“掌门人”“实际控制人”的腐败事件。在胡怀邦事件前后,中央已经查处项俊波、赖小民等人的腐败案件。一些高级管理人员除了经济上的腐败,生活上的腐化也进入公众视线,就象早些年张恩照、王雪冰案一样。有报道说,恒丰银行事件中,办案机关在过去几年间,起获了蔡国华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的多套高档别墅,其生活十分奢靡。

朱镕基说过非常危险的“三种人”

最近发生的这些案件,让人想起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同志抡起三板斧进行的金融业治理整顿。当时,金融业乱放贷、乱拆借、社会上乱集资十分严重,整个金融体系处在十分危险混乱的境地。面对乱成一锅粥的金融业,他以第一副总理的身份亲自兼任人民银行行长,他关于整饬金融秩序工作的许多批示、讲话,现在读来篇篇都如黄钟大吕,瓦釜雷鸣,醍醐灌顶。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银行系统有三种人非常危险,对他们不能放松警惕。第一种是特别贪婪、特别疯狂的人,为了个人享乐,一切在所不惜,不计后果;第二种人主要是领导干部,对国家利益、资金安全极端不负责任,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胆子大得不得了;第三种人,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都非常低劣,无知而又胆大,干出很多荒唐事情。”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但朱总理讲话的内容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从国开行的胡怀邦到恒丰银行、吉林银行,再到包商银行、锦州银行,那些“金融大小老虎”和“硕鼠”身上,都具有这“三种人”的鲜明特征。许多次,他震怒不已,几乎要掀桌子骂:“金融系统有些领导干部胆大妄为、无知荒唐到了什么程度。”“金库的钥匙都让你们交给不法分子了。”在那场整顿中,一批金融高官丢了乌纱帽,有的被移送司法,“该撤职的撤职,该法办的法办。”这段并未远去的治乱史是一笔沉痛而宝贵的财富。

朱总理当年雷霆万钧的行动所体现勇气、果敢、责任和担当,是宝贵的历史镜鉴。面对非常复杂的局面,他铁腕整顿混乱的金融秩序,通过几年的严厉整饬,刮骨疗毒,把一个混乱不堪、衰象毕现、技术上可以破产的银行体系健康地带入了新世纪,确保了在复杂环境下的经济金融安全。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脆弱的金融体系避免出现类似东南亚国家的“死亡沉没”和系统性崩溃,确保了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就此而言,朱总理当年的治理整顿居功至伟。在那种乱象纷呈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他说:“我主张为政要严,我们的银行更要严。以今天为界,今后继续搞两本账,用假单据套外汇、炒外汇期货的,不管什么人,一律清除出银行队伍。没有这种铁的纪律,银行就无法办下去,也办不好。”“对那些腐败分子、极端不负责任的分子、素质很低的领导干部,请他们让位。”他强调“要切实加强金融机构领导班子建设,努力提高从业人员素质。要大力培养人才,要选拔一批懂宏观经济、懂财务管理的人才充实金融机构领导班子,要选择、使用真正的专家型人才。”他在杭州考察时,参观了红顶商人胡雪岩故居后,轻易不留墨宝的总理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胡雪岩故居,见雕梁砖刻,重楼叠嶂,极江南园林之妙,尽吴越文化之巧。富埒王侯,财倾半壁。古云,富不过三代。以红顶商人之老谋深算,竟不过十载。骄奢淫靡,忘乎所以,有以致之,可不戒乎。前几年我去杭州,这幅字仍陈列在胡氏故居厅堂的最醒目处,如黄钟大吕,暮鼓晨钟,警示后人,不可因为权倾一时,财倾半壁,而忘乎所以。要知敬畏,明因果,知进退。   

用重典走出“三爱疯”的死循环

金融业是特殊行业,必须要严格管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关注金融安全和金融反腐败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反复叮嘱,“金融风险有的是长期潜伏病灶,隐藏得很深,但可能爆发在一瞬之间。如果我们将来出大问题,很可能就会在这个领域出问题,这一点要高度警惕。正所谓‘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

当前,金融反腐依然保持高压态势,金融形势依然严峻,银行不良资产反弹压力较大。一些重大案件暴露的金融乱象,揭示了相当一些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不健全,经营行为粗放,内部人控制十分严重。曾任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说过,中国银行业的体制病是“爱疯”,突出表现为:疯狂拉存款,疯狂放贷款,疯狂制造不良资产,过几年来一遍,不断轮回。持续多年的信贷洪峰、银行业摊大饼的粗放式经营中,价格管制一度赋予行业畸高的利润,早几年所谓“利润高得都不好意思”,“躺着赚钱,想不赚钱都不行”,每一轮信贷洪峰过后的副产品就是巨额不良资产。连续几年,银行业利润过万亿,在天量利润的光鲜外表下,难掩巨额不良资产的隐忧。在这个过程中,少数银行的“掌门人”摇身变成“实际控制人”,利用自己掌控的国家资源进行政治攀附,广交权贵,把国有银行当成利益团体的提款机,甚至把金库的大门向特定关系人敞开了,如朱总理当年所说的,他们“对国家利益、资金安全极端不负责任,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胆子大得不得了”,“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都非常低劣,无知而又胆大,干出很多荒唐事情。”金融腐败与金融安全直接相关, 由此孽生的“灰犀牛”和“黑天鹅”隐患威胁着我国的金融稳定。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风险具有突发性、传染性和加速器的放大效应,危害性极强。一个国家如果银行业因重大腐败案件或者信用风险,极易诱发系统性金融动荡,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以上些触目惊心的案件警示我们,要深刻认识到金融反腐对经济金融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如果一国金融体系出现庞氏特征,如果以国家信用背书的银行体系和高级管理人员被异化为庞氏金融链条上的一环,那是非常可怕的,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它对经济和公众信心的伤害无以复加,类似原子核反应堆的炉心熔毁,那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所以,面对复杂严峻的金融形势,必须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放在重要位置,把金融反腐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这个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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