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缩压力，宏观运行存在“需求收缩—消费下滑—投资下降—预期减弱—经济下行”螺旋式下滑的风险。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治局会议正面回应和引导社会预期，指出“需求不足的突出症结”，提出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打好政策组合拳，有利于形成打破通缩并形成正反馈效应。
一、当前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需求侧，并非是供给端产业竞争力不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布置明年重点工作时，把扩大内需放在首要位置。我理解，解决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存在的重大失衡，固然需要在供给侧加快科技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畅通经济内外循环，但更重要的是要朝内需发力，尽快扭转长期积累的、制约扩大内需的重大梗阻。
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占全球约30%，其中约15%是出口到全球市场，这已经是一个很高的比重。二战之后，在其他工业化国家百废待兴的极端情况下，美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的比重曾经短暂的超过20%，这一数值可以认为是全球处于特殊阶段一国工业的极限值。会议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们面临日益尖锐的贸易摩擦不仅来自于美西方，不少也来自于南方国家，仅仅依靠供给侧提升产品竞争力来拓展市场，其实空间已经有限。退一步说，别国的市场也不足以支撑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经济体进入现代化。有人举极端的例子说：全球半导体市场容量约6000多亿美元，即使全球所有的半导体产品都由中国来生产，人均GDP也就增加几百美元，对于我们当前由1.2多万美元增加到2万美元的目标来说，贡献是微不足道的。
楼市和股市过去几年对我国居民资产负债表形成了深刻影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重指出，“稳住楼市和股市”。我国城镇化阶段积累的房地产泡沫在过去几年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释放，泡沫上升到一定程度，破灭迟早总要到来。未必存在某种事后设想的完美政策，可以使得房地产市场泡沫按照人为设定的速率缓慢释放。但是，现在需要思考房地产进入新常态之后，如何实现房地产平稳发展、使之不再成为经济拖累项的重大问题。未来房地产的空间存在以下方面：一，会议指出“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相信在信心逐步恢复之后，新开工量也随之逐步回到正常状态；二，与存量房的更新、维护和改造的相关服务空间仍大，本次会议特别提到“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三，伴随着新型城镇化、市民化的进程，通过制度创新进一步拓展保障房的市场。此外，在经历了金融供给侧改革之后，我们正在迈向金融强国建设之路。金融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也需要一个强大的、具有活力的金融业。会议指出要“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卡点堵点，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建设金融强国的重点正是资本市场。
二、宏观政策向内需发力，对体制机制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国当前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承担了主要的经济发展任务。过去地方政府在供给侧发力“拼经济”方面积累的大量经验，比如改善营商环境、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但这些好的经验做法在转向内需发力时，可能就未必适用了。因为地方政府作为“公司化”竞争主体，过去供给侧投入的收益是本地化的，现在需求侧发力的收益却未必本地化，这涉及到现有体制下的激励相容问题。因此，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就尤显重要。
会议提出，“着力提振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经济理论上已经充分说明，扩大消费的短期效果与消费刺激政策相关，中长期则更与财富效应、社会预期、居民收入等因素相关。因此，扩消费的短期与中长期政策应相结合。会议提出要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明年继续推动消费品换新。同时，在预期端提出“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在就业和收入端提出“实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支持计划，落实好产业就业等帮扶政策”，促进居民收入增长。消费还与老龄化有关。近年来，我国出现奢侈品消费的“平替”现象。其实，日本社会从八、九十年代转向老龄化过程中，也出现了奢侈品消费见顶回落、消费理念更追求性价比的情况。老龄化是抑制消费的重大因素和隐患，会议提出要“制定促进生育政策”，遏制生育率下滑将推出真招实招。
会议提出要“扩大服务消费”。从发达国家内需结构的普遍规律来看，主要来自于服务业。对中美进行简单的对比，房地产、金融保险、医疗教育、数字经济等在美国服务业占比较高细分产业，也应当是我国振兴服务业尤其值得关注的领域。推动医疗、教育等服务业的发展，把主要矛盾认定在供给侧也可能存在重大误区。诚然，我国“看病难、入学难”依然存在甚至突出，但核心问题已经从总量矛盾转向结构矛盾。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巨大的存量投入，中小城市已经出现批量幼儿园、小学关闭情况，不久将来必然会蔓延至中学、大学。由于医疗需求向大城市和重点医院集中，医疗制度改革以降本扩面为导向，现在很多地方的大量中小医院处于亏损状态。发展教育、医疗服务业也需要重点从需求方来考虑。从教育来看，“卷学历”的时代终将过去，未来的就业岗位将更多以胜任岗位为评价标准，社会化、职业化、专业化的教育需求比重将上升。从医疗看，美国医疗保健支出占GDP比重超过17%，虽然美国医保制度也备受争议，但巨大的医保支撑的需求市场拉动了生物医药的创新发展。比如，中国的创新药公司现在也将产品出海到美国作为第一选择，这与我国目前医疗制度尚不足以培育创新药市场有关。本次会议提出“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的导向，除了为稳定消费预期，也有利于中长期扩展我国医疗健康服务的市场空间。
扩大服务消费，还要以开放的姿态，以外资激活国内服务业市场。会议提出要“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相信我国的服务业会像制造业一样，在融入全球全球服务价值链的过程中，民营经济会迸发出惊人的活力。
三、宏观政策向内需发力，需要进一步提升政策效能
一方面，会议在明确“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宏观政策工具的精准性。比如，考虑到地方具有明确收益率的项目已经很少，提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扩大投向领域。另一方面，会议提出“提高投资效益，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要珍惜中央财政加杠杆的宝贵空间，本轮扩内需的政策基点，要尽最大可能减少经济社会效益不显著的基础设施建设，整体财力由基建投资向有效投资、民生消费倾斜，为中长期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奠定基础。
在“两重两新”政策中，“项目申报”的模式仍然是政策传导的主要模式，即中央政府确定支持领域和政策，地方政府选择区域内的符合条件的项目上报。中央政策到地方落实的过程中仍存在不通畅的情况，地方普遍反映政策通知晚、项目申报时间急的情况，影响政策效能。本次会议提出“完善部门间有效沟通、协商反馈机制，增强政策合力”，在经过前一阶段的探索之后，预计“两重两新”等政策给予地方充足的时间安排申报项目，加强政策对企业层面直达，将财力用到实处、避免重复建设。
增强需求侧政策效能，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会议指出，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内卷”的本质是过剩经济。当前部分领域产能过剩涉及的市场主体以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上市公司为主，这与我们过去重化工业产能过剩涉及到国有企业体制具有明显不同。十年前我们启动“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面对的钢铁、煤炭等重化工业产能过剩，存在亏损状态仍在坚持生产的情况，需要应对的主要是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等问题。以民营企业为主导的领域出现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则与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行为、企业自身战略等多重因素相关。要实现价格合理回升，需要需求侧发力和供给侧政策配合，形成合力扭转经济失衡。
陈柳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