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静、丁春林丨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的战略新选择

发布时间:2021-08-11来源:《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作者:江静、丁春林

【摘要】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而后者归根到底是产业一体化和市场一体化。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是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的重要路径。基于投入和产出两个层面构建融合率指标,利用2002—2017年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投入产出表及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对长三角地区内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长三角地区与区域外的产业关联进行测度。研究发现:第一,样本期间长三角融合率经历了先降后升的发展阶段,上海、安徽装备制造业融合率较高,江苏、浙江传统制造业有较高的融合率;第二,上海龙头扩散效应不太显著但在不断增强,安徽尚未深度融入长三角;第三,长三角区域内产业关联较为紧密,但与区域外各地区产业关联程度较小。通过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来实现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需要从五个方面推进:实现市场对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重塑长三角产业链、推动服务要素顺畅流动、优化制度设计和推进产学研一体化。


【关键词】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制造业;服务业;深度融合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乃至全球最重要的经济集聚区之一。2020年长三角三省一市GDP占全国GDP比重为24.09%,经济平均增幅3.225%,约比全国经济增幅高1个百分点。对比同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8%的增速,长三角苏浙皖三省表现突出,分别是6.1%、5.4%和6%,但上海增速仅为1.7%。从疫情前相关数据来看,长三角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以及高新技术产值增长,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并没有特别领先。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江苏、浙江和安徽分别增长了6.2%、6.6%、7.3%,虽然未低于全国平均5.7%的水平,但从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看,江苏、浙江和安徽分别是6.0%、8.0%、18.8%,而全国平均水平是8.8%,这与长三角所具备的雄厚的制造业技术基础、丰富的科研和产业工人资本、完整的产业链配套等优势不相匹配。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依然存在诸多问题。2019年上海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为1.1万亿元,增长3.3%,相比长三角其他地区发展还存在一定差距,同年安徽、江苏、浙江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分别为14.9%、7.6%、9.8%,全国增速为8.4%,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如果将1982年国务院建立上海经济区视为长三角一体化的最初提出,到2018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一体化已经推进了近40年,虽然在区域规划协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协作等方面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其产业一体化和市场一体化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这也是长三角未能实现高质量一体化的关键。从国际经验来看,全球制造业服务化、智能化趋势日益明显。数据显示,全球产成品贸易中约1/3的价值增值来源于服务业,德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投入中的服务投入占比普遍超过30%,发达国家制造业企业的服务收入占比也普遍超过30%。因此,推动长三角地区产业一体化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要紧扣产业链价值链的核心环节,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能力,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融合发展。


但目前长三角地区产业深度融合发展问题还没得到真正解决,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长三角内部市场分割导致的区域内产业同构现象较为明显,长三角区域内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下文简称“两业融合”)程度相对较低。第二,长三角地区整体与国内其他周边地区的两业融合度较弱。长三角地区较低的两业融合率,不仅直接限制了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地区在国内循环中的作用发挥,也阻碍了中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进而限制了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攀升。因此,本文试图对长三角区域内及区域外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演变进行分析,以期为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新的战略选择。


一、正向融合和逆向融合:长三角一体化中产业深度融合的新趋势


古典经济学家魁奈的“经济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是两业融合关系研究的最早阐述。此后,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表的分析确定了产业关联和两业融合的基本理论,表现为国民经济中一个产业波动对其相关产业产生的不同程度的连锁反应,是对产业间相互影响程度的量化。Greensteina等[1]、植草益等[2]认为,两业融合是技术进步和放松管制导致的产业界限的模糊化以及产业重新划分,这会改变原有产业产品特征和市场需求,进而影响产业内企业的竞争合作关系。继201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后,2019年11月,国家发改委等15个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将中国两业融合的重点聚焦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这两大产业的深度融合。


从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现状看,基于服务型制造的正向融合和基于制造业服务化的逆向融合是两种典型的特征事实。


(一)基于服务型制造的正向融合


基于服务型制造的正向融合,是通过顾客参与、服务要素的投入和供给,最终实现价值链中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增值。在产业链上游,两业融合更多表现为高效的企业组织、充裕的人力资本和完善的研发创新体系;在产业链下游,两业融合通过产品差异化策略、物流运输和售后服务等途径,促使企业由传统制造向附加值较高的环节攀升[3-5]。工信部于2017年、2018年分别遴选30家、33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2020年6月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指导意见》,计划到2022年遴选增至200家。总体而言,正向融合包括投入和产出两个层面。


从投入层面看,服务型制造的核心就是将服务产业作为制造业的高级投入要素,通过降低制造总成本而有效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Hansen[6]指出,在柔性的知识技术主导型生产体系中,服务业,无论是作为制造业内部的某个部门还是独立的企业,在扩展劳动分工、降低制造业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都发挥着关键作用。长三角知名服装企业海澜之家作为正向投入融合的典型代表,运用信息技术实现了产品的全周期管理。在销售环节,海澜之家用RFID技术代替传统条形码,实现商品信息的批量扫描、实时上传、对比与分类处置、精准快速的分拣装箱等工作,人工成本降低2/3,发货效率提高5倍以上;供应环节,海澜之家配备先进物流仓储设备及SAP信息系统,将门店销售、物流园区存储、供应商生产等信息实时连接,提高公司库存管控和产品周转,还对缺货进行预测,为上游供应商提供足够的数据支撑,从而带动整个产业链的高效运营。


从产出层面看,服务型制造的核心是指制造业把自身的产业链条向服务业延伸,提供更多的服务,进而表现为服务收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显著上升。长三角机械制造企业徐工集团是其典型代表。为改变生产工程机械产品的单一运营模式,徐工集团在2014年成立专业工业互联网公司——徐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扩展机械维护、机械租赁、软件服务、数据分析等服务,增强了客户黏性,大大提高了企业绩效。


(二)基于制造业服务化的逆向融合


基于制造业服务化的逆向融合是服务企业依赖于信息技术发展,立足于高端技术和服务环节,向制造环节的延伸。其核心是将技术融入生产过程,提供与服务相关的制造产品。美国的先进制造业重振计划,是逆向融合的典型代表。中国出台的《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要发展服务衍生制造,鼓励电商、研发设计、文化旅游等服务企业,发挥大数据、技术、渠道、创意等要素优势,通过委托制造、品牌授权等方式向制造环节拓展。这从国家政策层面为服务环节向制造环节延伸的逆向融合指明了方向。


总部位于杭州的阿里集团,运用其强大的信息平台及信息处理技术,助力制造企业实现智能制造,是逆向融合机制的典型代表。依托强大的互联网平台,具有强大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的阿里云快速崛起。以ET工业大脑最早合作的协鑫光伏的切片生产车间为例,光伏切片生产的流程非常复杂,车间的湿度、温度等上千个参数在实时影响着生产。这也意味着,对任一参数的优化都可能涉及车间整体生产的变化。ET工业大脑将所有端口的数据标准化并传到云端,让数据成为企业的一种在线资产。协鑫光伏车间所有关联参数进行学习计算的能力,从而精准分析出与良品率相关度最高的关键参数,并搭建参数曲线,在生产过程中对参数变量进行实时监测和控制。借助ET工业大脑,协鑫光伏良品率得到提升,节省了大量生产成本。


二、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演进与发展


(一)测算方法及数据


两业融合率的测度目前还未形成统一的方法和标准。早期对于融合率的测度主要是用技术融合度来近似代替,其指标是赫芬达尔指数、专利相关系数等,此后也有部分学者尝试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出制造业中服务要素投入比例来衡量融合度,但这个测度隐含着一个假设条件:各服务要素是同质的,即单位要素具有相同的投入产出。这一假设明显与现实经济有较大不符;利用服务要素投入与制造业总产出之比来测度融合率则会受服务投入的价格影响,而服务投入价格会因技术进步、专业化等因素出现波动,从而可能引起融合率的测度出现偏差。此外,该指标仅仅考虑服务投入对制造业的单向影响。


本文试图弥补上述缺陷,考虑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相互影响,将服务投入化系数Mij和服务业感应度系数Tij结合起来构建指标Cij来测度两业融合率:Cij=Mij×Tij


借鉴徐盈之等[7]的界定,Mij用制造业的服务业投入额与制造业总产值比值来衡量,反映的是制造业产出对于服务业投入的需求程度;Tij为服务业感应度系数,反映的是服务业产出对制造业产出的溢出效应,该系数是借鉴潘文卿[8]的方法,在Miller等[9]的基础上对产业关联影响的测度。①


由于0≤Mij≤1,Tij≥0,融合率Cij≥0,Cij数值越大表明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率越高,反之越低。


本文数据来源主要是中国各省投入产出表以及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表逢2和7的年份每五年编制一次,目前省级层面的最新投入产出表已更新至2017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最近更新至2012年。本文重点对2002—2017年长三角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率进行分析。2007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均源自国家统计局,2017年表来源于中国碳核算(CEADs)数据库,这三张表均为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即进口项以行向量形式列出。另外,2012年、2017年表加入了西藏。


(二)长三角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率演进发展的特征事实


第一,长三角地区融合率呈现出较大的时间差异性。2002—2017年间,长三角各省市两业融合率有较大波动,经历了从下降到上升的发展阶段。图1显示,随着时间变化,长三角地区各省市融合率有较大波动,2002—2012年长三角四省市融合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2002年沪苏浙皖融合率分别为1.54、0.79、1.25、1.23,2012年分别下降至1.14、0.56、0.67、1.01,2017年融合率均有所提升,分别上升为1.40、0.77、0.84、1.27。投入产出表时间跨度较长、细分产业统计分类不连续①等可能也是导致长三角地区融合率波动较大的原因。



第二,长三角地区融合率呈现出明显的产业差异性,化学产品、造纸印刷、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等制造业等具有较高的融合率。图2、图3显示,长三角地区化学产品,造纸印刷融合率较高,这类制造业由于自身产业特点,生产过程需要知识、技术等要素的融合,与服务要素有天然的联系,因此有较高的融合率。融合率较低的主要有木材加工品和家具、非金属矿物制品等原材料加工业,这些产业一般只涉及初级加工,对服务要素的需求相对较低。



第三,长三角地区两业融合率呈现较大的地区和产业差异性。上海和安徽融合率较高的是装备制造业,而江苏和浙江则是传统型制造业。上海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通信设备制造业等装备制造业融合率较高。江苏、浙江传统制造业有较高的融合率:江苏纺织品、木材加工品和家具等融合率较高;浙江纺织服装鞋帽制品融合率在长三角占有优势。而安徽食品和烟草、专用设备、通用设备制造业融合率较高。值得注意的是,经过5年的发展,2017年安徽各制造业融合率与2012年相比均获得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业等涨幅较大。就大部分制造行业来说,与2012年相比,2017年长三角各省市制造业融合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这也与图1中2012—2017年间长三角总体融合率上升相对应。


第四,融合率水平与融合的演进阶段相对应,越早出现融合的服务产业,其与制造业的融合率越高。两业融合是不断演化的过程,不同时期其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早期融合主要侧重于围绕制造业原材料与产成品的运输以及产品的销售等层面,运输融合率和分销融合率是早期关注的焦点。当生产经营发展到一定程度,随着资金短缺问题日益突出以及资本市场的壮大,制造业的金融融合率也在不断提升。而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融合率则成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的重要方面,这四类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对制造业的附加值提升及其转型升级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从表1可以看出,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业对制造业融合率较高,信息技术、金融对融合率则较低。从社会发展来看,批发零售、交通运输是较早出现的服务业,也较早与制造业产生融合,这两类服务业与制造业有着天然的关联性。而金融及信息技术出现较晚,跟前两者相比,与制造业的关联性较弱,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两类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率定会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已有研究证明,金融、信息技术更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升级[10]。



第五,融合率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服务资源的充裕度并无直接相关性。如图1所示,长三角地区融合率由高到低分别为上海、安徽、浙江、江苏,这也表明融合率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无直接关系,而可能受产业结构、产业属性、所有制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


上海金融资源发达,但测算结果显示其金融融合率不具有优势,2012年上海金融融合率为0.0039,仅高于浙江的0.0021;2017年上海金融融合率也略低于安徽。这与上海金融中心地位不匹配,杨玲[11]的研究结论也支持了上述判断。金融是反哺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重要路径,上海应注重发挥其龙头扩散效应,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带动长三角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一体化视角下长三角区域内及区域外的两业融合演变


上文分析的是长三角地区各省市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演变,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伴随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长三角地区各省市之间统一区域市场构建和区域产业一体化问题则显得格外重要。本文旨在通过测算长三角地区各省市之间以及长三角整体与区域外其他地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来进行分析。长三角地区各省市的产业与市场一体化主要是通过各地区制造业发展中的相互服务投入和服务产出影响来体现的。


本文基于2007年、2012年和201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对长三角一体化中的制造业服务业融合率进行测度。①由于2017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来源与之前年份不一致,出于审慎的原则,本文重点分析2007和2012年结果,2017年测算结果作为参考。


为了更清晰地分析长三角各地区之间的产业一体化程度,本文将融合率的指标进行分解,对服务投入化系数和服务业感应度系数分别进行测度。其中服务投入化系数用制造业总投入中服务要素来源占比形式展示,以更好地反映各地区间的产业一体化程度。当前研究主要基于国家视角将服务要素的来源区分为国内服务要素、国外服务要素,但在不同要素来源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方面存在分歧。部分学者认为高端服务要素主要由发达国家掌握,而过分依赖国外服务要素可能会使得我国陷入“低端锁定”[12]甚至“低端锁不定”[13],不利于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服务要素,可以提升我国生产效率,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而本文则基于区域一体化视角,将服务要素来源分为长三角内部(包括长三角各省市间服务要素的流通)、长三角外中国其他地区以及进口的服务要素,这是对现有研究服务要素对制造业升级文献的补充。


(一)基于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地区来源的分析


表2是基于2012年和2017年长三角各省市投入产出表及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计算的长三角各省市制造业中服务要素投入的来源。②地区投入产出表为竞争型表,而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为非竞争型表,服务投入的进口项即为两表服务要素投入的差额。



表2显示,长三角各省市制造业的服务投入大多来自本地区内部。以2017年为例,上海制造业总服务要素投入中有68.0%来自上海本地,而江苏的该比例则高达79.37%,浙江为73.59%,安徽为82.26%。但是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视角来看,根据表2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安徽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两业融合和统一市场建设层面远滞后于长三角其他地区,尚未全面融入长三角。2012年,沪苏浙皖四个地区的制造业投入中的服务要素来自长三角内部的比重分别为83.47%、81.16%、85.98%、68.01%,见表2;上海、江苏、浙江服务要素投入的80%以上来自长三角内部,但其中源于安徽的服务投入仅有约0.5%;到2017年,上海、江苏和浙江来自安徽的服务投入仅为0.05%,0.11%、0.15%。此外,从安徽省制造业服务投入来源看,2012年有31.99%的服务投入来自中国长三角以外地区,5.28%来源于进口,去掉安徽本省的服务投入,来自长三角内部其他省市的仅占13.36%;到了2017年,该比例下降到3.21%,而82.26%的服务投入来自安徽本地区。与长三角其他省市相比,安徽在长三角地区产业关联和统一市场建设远远滞后于长三角地区,尚未全面融入长三角。


第二,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和服务新发展格局中的龙头作用不太显著,但其重要性在不断增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发挥上海龙头带动作用,而上海在服务新发展格局中需要将自己打造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表2的结果表明,2012年江苏的服务要素投入来源于上海的仅占1.06%,同期浙江和安徽的该比例为3.05%、6.19%。2017年长三角各地区来自上海的服务投入比例依然较低,分别为2.42%,3.23%和1.88%,这与上海具有丰富的服务资源禀赋严重不匹配。从发展趋势来看,从2012年到2017年,长三角苏浙两地区的服务投入比例来自上海的比例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江苏的增长率更高达128%。这也意味着江苏与浙江的两业融合在不断增强,且上海的龙头扩散效应在不断增强。


(二)基于服务业产出对制造业溢出效应的分析


表3是2007年、2012年和2017年长三角地区的服务业感应度系数,反映了长三角各地区制造业产出受本地区服务业产出及区域内服务业产出的影响程度。由于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进口投入一项未区分制造业进口和服务业进口,因此本部分讨论的溢出效应仅限国内影响。



第一,从长三角地区内部看,各省市服务业产出对本地制造业溢出效应最大,对长三角内部其他省市的溢出效应较小。2007年上海服务业对本地区制造业的感应度系数为1.388,这意味着上海服务业产出每增加1单位,可以带动本地1.388单位的制造业产出,而对江苏、浙江和安徽制造业的感应度系数仅为0.201、0.220、0.079;同期江苏、浙江和安徽服务业的本地溢出效应分别为2.633、1.934、1.077。2012年,本地溢出效应进一步增强,上海服务业对上海本地制造业的带动作用为3.272,江苏、浙江和安徽则分别是5.248、5.795、4.872。2017年的溢出效应略有下降,但总体来说,各省市的服务业产出对制造业的本地溢出效应显著高于长三角地区内部其他省市。


表3纵向指标反映出各地区制造业产出中的服务业带动效应。以江苏为例,2007年江苏制造业增长中,2.633单位来自江苏本地服务业的带动,上海、浙江和安徽服务业对江苏制造业最终产出的带动分别为0.201、0.210、0.384。2012年,江苏制造业增长中有5.248单位来自江苏本地服务业的溢出,上海、浙江和安徽服务业的贡献度分别为0.638、0.310、0.620,均不同程度高于2007年。2017年各地区的服务溢出效应虽然区域下降,但是服务业本地溢出效应依然高于区域内其他省市。


第二,上海服务业对长三角制造业的溢出效应虽然逐渐提高,但上海在长三角地区的龙头效应并没有得到明显体现。上海服务业对整个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感应度系数从2007年的1.888上升到2012年的4.530,表示上海服务部门每单位产出能带动长三角制造业产出从1.888单位上升到4.530单位。这表明,5年来上海服务部门对长三角整体制造业发展的贡献度在不断增加,整体溢出效应较为明显。但是横向比较看,同期江苏服务业溢出效应从2.894上升至5.751,即使到2017年略有下降,其感应度系数也高达4.289。与浙江和安徽相比,上海服务业的溢出效应没有得到明显体现,表明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龙头作用并没有得到明显发挥。


第三,从长三角一体化层面看,长三角区域内产业关联较为紧密,但与区域外各地区产业关联程度相对较小。表3显示,与2007年相比,2012年长三角各地区服务业感应度系数均有明显上升,意味着长三角地区间的产业关联有所增强,同等数量服务产出能带来更多的制造业部门产出增加。2012年长三角地区服务业产出每增加1单位,能带动长三角内部5.612单位的制造业产出。但与周边地区的关联度相对较弱。以2012年为例,长三角周边地区服务业对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溢出效应为0.824,仅约为长三角制造业单位产出的七分之一;而国内其他发达地区服务业对长三角的溢出效应更低,仅为0.560,这也意味着服务业的溢出效应存在一定的空间性,临近地区的服务溢出效应更强。


四、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归根到底是产业一体化和市场一体化。当前长三角区域内两业融合率低以及与国内周边地区两业融合度较弱的现状,表面看是服务业与制造业孤立发展带来的产业关联度较低,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市场一体化尤其是要素市场一体化程度相对较低。因此,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既要促进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又要进一步破除长三角市场一体化的藩篱,尤其是必须在要素市场一体化层面提出更具建设性的对策。具体说来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突破。


第一,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部门对服务经济的过多行政干预,活跃服务市场,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提供基础。服务业呈现高价格、有限供给、低质量的垄断经营特点[14],这使得服务业不具有竞争优势。长期以来,由于服务业的特殊性,政府对服务业严格监管,在防范风险的同时降低了服务业的市场活力。因此,政府应该放松对服务业市场的过度监管,扩大民间资本进入服务业市场,提升服务业市场活力和竞争力。政府应鼓励企业逐渐摆脱这种低效服务方式,深化分工,集中发展独立的第三方服务。专业化的服务分工既有利于服务的深化和专业化,也有利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


第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导,在高水平开放中和新发展格局下重塑长三角产业链,全面加大服务创新和服务进口替代力度,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构建纽带。长三角地区长期以来以代工生产和加工贸易融入全球价值链,在使低端制造业获得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完全被割裂,对高端生产性服务需求极为有限,而FDI制造业所需高端服务业大多来自跨国公司总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封闭式产业链,与本地区服务业融合度较低。因此,在当前新发展格局下,需要以国内大循环主体,加大进口服务替代力度,增加高水平服务质量供给,重塑长三角产业链。制造业服务业是面向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2021年3月,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制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针对当前制造服务业供给质量不高、引领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作用不明显等问题,提出要以高质量的服务供给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品质提升,实现制造业与制造服务业耦合共生、相融相长;要推动服务业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全球制造服务业领先企业和优质资源,推进制造服务业重点领域开放;鼓励有条件、有实力的制造服务业企业走出去,面向全球市场提供专业服务,增强全球服务市场资源配置能力。这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构建了纽带。


第三,贯彻中央关于要重点推进要素市场改革的要求,矫正要素市场的扭曲,有序推动服务要素顺畅地流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市场一体化的过程,包含商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逐步演化从而实现降低市场交易费用、要素自由流动[15]。而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商品市场最发达的地区,商品市场基本已经实现了市场一体化,当前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在于要素市场的一体化。除了土地、资金等传统生产要素外,数据、技术等带有公共性质的服务要素流动也非常不充分,离一体化的要求还很远。国务院在2020年3月30日出台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也将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作为重点单独进行阐述。


第四,优化制度设计,为推进长三角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提供制度保证。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本质上是一种内生性产业关联,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良好的契约和制度安排有助于两业融合更加深入。发达国家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高度融合十分依赖政府的顶层设计和机制安排。从战略高度制定战略性、系统性、演变性的融合计划,充分考虑区域、产业周期等特征,制定好两业融合的阶段性目标,可以实施针对行业特征的分类融合发展计划。例如,江苏在制定制造业的融合发展计划时,应在具体分析区域及产业特征后,选择能够有效促进当地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产业优先发展。如对于消费品工业,应满足高质量、差异化需求,提升关键领域质量安全,完善售后服务,推动由产品向产品+服务升级;对于原材料工业,应推广清洁、高效工艺,支持新材料及新工艺发展,逐步淘汰低效产能,提升供给质量。此外,还要加强对两业融合政策的评估工作。


第五,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打造长三角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示范区,注重发挥上海龙头效应。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发展需要集聚化、配套化的空间融合实现形式,要重视制造业和科研机构的合作,鼓励产学研一体。长三角高校、科研院所众多,拥有先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基于得天独厚的条件打造产学研融合发展示范区。事实上,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已经存在区域间的产业转移现象,如上海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江浙,自身则更专注于具有绝对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等少数行业[16]。但是,产业转移只是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方面,而并未形成基于长三角一体化的两业融合。上海虽然是长三角乃至全国服务业中心,但是对其他省市制造业带动作用较小,龙头效应不显著。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应更加注重上海龙头作用的发挥,带动苏浙皖三省利用自身优势,实现长三角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以及高质量一体化建设。

版权声明:上海钧智律师事务所为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提供法律服务。需要转载、摘编或利用其他方式使用本研究院所有内容或观点的,应注明“来源: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对于不遵守本声明和其他侵权违法行为,本院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