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茂升:有效打通社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

发布时间:2021-08-31来源: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作者:叶茂升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化以及城镇化加速推进,我国社会人口向上流动进入快速发展期,不同地域之间的横向人口流动以及不同行业、职业之间的人口垂直流动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随着我国步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工业化和城镇化导致环境污染加剧以及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性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可持续增长困难增多,经济速度放缓压力加大,社会对贫富差距扩大的容忍度也越来越低。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重点是要“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应该说该政策出台非常及时,意义重大。


一、我国社会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的现实必要性


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核心本质是要打破现有社会阶层的既得利益束缚,消除社会贫困者在追求致富机会上面临的各种社会排斥,防止先富者利用财富积累形成的先发优势来构筑护城河,致使后富者通过辛勤劳动、合法致富的通道被堵塞。应该说畅通向上流动通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社会流动越活跃、通道越通畅,通过公平竞争获得向上晋升、升迁的机会就越多,越容易形成人才辈出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相反,当一个社会在教育、住房、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方面缺乏公平普惠制的供给安排,社会弱势群体将失去增强自身发展能力的机会,他们企图通过勤奋创新摆脱贫困的希望被浇灭,贫穷就会出现代际传递,一代穷则世代穷。因此,畅通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通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二、我国社会向上流动通道受阻的表现形式


我国社会阶层向上流动通道越来越窄,阻力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经济社会资源的垄断性增强,堵塞了“后富者”向上流动的通道。首先,劳动要素报酬向垄断资本集中,普通劳动者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其次,实体企业利润向金融垄断企业转移,“融资难”、“融资贵”导致实体企业给银行打工,增产不增收的现象普遍;最后,下游竞争性行业利润向上游垄断性行业转移。市场竞争较为充分的下游行业对上游垄断行业的成本转嫁能力普遍偏低,抵抗市场波动风险能力较弱,与上游行业博弈处于明显劣势。因此,在充分竞争行业实体企业的普通劳动者处于社会最底层,而这部分社会阶层人口数量众多,通过辛勤劳动创造增量财富向上流动的社会空间越来越窄。


(二)“先富者”对社会稀缺资源的争夺挤压“后富者”发展空间,堵塞了“后富者”向上流动的通道。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一代人的财富积累,先富者占有越来越多的存量财富限制了“后富者”对社会增量财富的创造。首先,城镇化早期受益者以低廉成本购入房产,城镇化的后来者需要支付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价格透支未来的购买力,“先富者”的财富增长建立在“房奴”们高额负债基础上,造成了社会存量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平衡;其次,“先富者”通过高价支付将“后富者”排挤出优质稀缺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市场,加剧了两者在发展机会上的严重不公平;最后,“先富者”通过财富积累和优质资源独占,在精神上对“后富者”造成打击,底层社会失去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致富的希望,因而出现了大量放弃奋斗的“躺平族”。


(三)政府公平普惠性的公共服务保障供给不足,堵塞了“后富者”向上流动的通道。首先,公平普惠的公共住房资源供给不足使无力购房家庭不仅需要支付高额的房租,还要承受因通货膨胀而产生的购买力损失,进一步加大了不同阶层贫富差距扩大;其次,公平普惠的公共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削弱了“后富者”增强自身发展能力的机会,更容易引发贫困的代际传递;最后,公平普惠的医疗资源供给缺乏,增加了“后富者”因病返贫的社会风险。


三、社会阶层向上流动受阻的深层次原因


我国底层社会向上流流动的驱动力主要是城镇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将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工业化将低收入的农业从业人口转变为中高收入的工业与服务业从业人口是世界经济长期发展的普遍规律。然而,我国仅用了短短几十年时间就从几千年的农业国快速转型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面临一系列利益分配结构不平衡的问题。


第一,我国在城镇化发展进程出现“城镇化建设”与“城镇化所得”相分离的二元结构现象——即基础设施“大干快上”创造了世界级的大都市,但是参与城镇化的一线建设者却难以分享城市化发展的巨大红利。从地域空间视角来看,城镇化红利更多向城市人口倾斜,农业人口在城镇化财富分配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越拉越大,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 “社会鸿沟”越积越深。


第二,我国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存在“产品生产”与“收入分配”相分离的二元现象——即工业化与现代化所积累的巨额财富在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分配存在不均衡,劳动所得与劳动付出不成比例。从职业阶层视角来看,工业化红利更多倾向于资本和技术所有者,普通技能劳动人口在社会财富分配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随着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财富不断积累,普通劳动者与企业所有者之间的财富分配差距越来越大,普通劳动者转变为资本所有者的“财富鸿沟”难以逾越。


第三,我国治理结构中存在“体制内管理”与“体制外执行”相分离的二元现象——即体制内部门通过制定宏观公共政策掌握了众多的国家公共资源;而体制外部门主要从事微观的经济创造活动,在公共福利以及社会资源配置方面处于被动弱势地位。这种“体制内”管理“体制外”的社会治理模式导致公共资源大部分被体制内部门所支配。体制内、外在公共资源以及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分配权存在巨大的“部门鸿沟”,同时部门利益的固化也导致了体制内、外的人才流动愈加困难。


四、打通我国社会阶层向上流动通道的对策


根据上述分析,打通我国社会阶层向上流动通道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强化反垄断立法,对损害竞争效率的垄断行为进行有效规制。首先,加强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严禁平台资本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优势,控制市场准入门槛,挤占中小商家的生存空间、损害消费者利益;其次,有效规制合法性垄断行业的经营行为。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战略安全的特许垄断经营行业,国家在保护其获取正常经营利润的同时,要加强对垄断企业经营活动的监督和审计,控制垄断商品和服务价格异常波动,防止经营者利用垄断地位谋取超额利润,损害下游客户和消费者权益;最后,防止行政垄断权力干扰正常的市场竞争。尤其是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社会组织不能滥用行政权力,打击、排除以及限制正常的市场竞争。


第二,挤出公共服务领域的牟利资本,补齐政府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短板,提升社会福利的总体质量和普惠性。首先,要打压牟利资本对教育、住房、医疗等基本民生领域的过度渗透,通过取缔校外培优,打击囤房炒房,集中采购限制医药行业暴利,铲除牟利资本扰乱公共服务市场的价格土壤;其次,加大政府对公共服务资源供给的投入。一是通过政策性保障住房的大量入市降低中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成本;二是加大体制内教育资源投入,通过集团化办学、学区化治理、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扩大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的覆盖面,有效缓解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三是加大对公立医疗机构的资金投入,摒弃“以药养医”,加强药品集中采购监管,提高居民公共医疗服务保障水平;最后,提升社会福利总体质量和普惠性。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建立医疗、养老、社会救助等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的民生保障建设,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三,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实现中低收入人口收入倍增计划。首先,加大职业教育资源的公共投入。鼓励和引导社会在职人员积极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努力提高基层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和就业竞争力;其次,加快出台针对中低收入阶层人力资本投入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再次,消除企事业单位在劳动聘用上的身份壁垒,尤其是低学历的劳动用工歧视与偏见,坚持“同工同酬”,坚持劳动收入向一线基层劳动者倾斜;最后,改善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加大小微企业财政金融政策支持,鼓励企业下岗人员、自由择业人员通过自主创业实现人生价值。


第四,发挥“三次分配”对收入的调节功能,实现“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目标。首先,通过税收调节和转移支付减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不利影响。一是强化税收监管,适当提高对高收入阶层的征税力度,二是完善转移支付,增加对年老、失业、伤残和患病人群的生活补助,筑牢社会保障底线,防止社会底层人口脱贫后重新返贫;其次,积极开展舆论宣传,鼓励和引导高收入阶层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通过个人自愿捐赠对生活困难群体进行帮扶,实现先富带后富;最后,政府各级部门在社会舆论宣传上要积极倡导“努力拼搏、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对社会上尤其是青少年人群出现的“沉迷游戏”、“聚众赌博”、“肆意挥霍”等不良社会风气予以坚决抵制。


叶茂升 武汉纺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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