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稳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工业领域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的黄金时期，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形成“全、多、大、强”的独特优势。2024年我国的工业增加值达40.5万亿元，其中制造业产出占世界比重从2013年的20.8%增长到了2024年的27.7%，连续15年位居全球第一。不同于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是一条以创新为核心动能、高端化信息化绿色化为重要发展模式、协调发展为主要特征、“四化”同步为目标的高质量工业化道路，是一条独立、自主、和平、开放的工业化道路。如今，我国新型工业化建设站在新的更高起点上，需要以更坚定的信念、更强大的魄力、更科学的方法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破藩篱、建制度、强核心、促升级、建链条，找准主攻方向精准发力。
一、新型工业化的瓶颈障碍
第一，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土壤“稀薄”“肥力”不足。整体来看，我国基础研究底子薄弱、领域狭窄，原始创新动力不足、规模有限，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存在土壤“稀薄”“肥力”不足的问题。首先，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经验积累不足。以芯片产业为例，芯片产业具有强积累性特点，产业创新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而我国芯片产业发展起步较晚，芯片的设计、生产以及创新的经验积累较少，使得芯片领域的技术攻关难度大。再以人工智能行业为例，我国的人工智能发展速度较快，但当前全球通用的大模型数据训练集中，中文语料仅占1.3%，中文语料资源短缺限制了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应用。其次，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要素积累不足。2024年我国基础研究的研发投入占全年R&D投资比重仅为6.88%，且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企业的基础研发投入约占其中的4%，基础研发领域的资金要素积累不足；诺贝尔奖、图灵奖等国际顶尖奖项的获得者、世界顶尖研究者和科学家储备较少，基础研发领域的人力资本要素积累不足。最后，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领域的创新评价体制机制有待优化，我国科研领域的“帽子”风、“牌子”风盛行，以获得项目数量、发表论文数量、获得的奖励数量为核心的评价体系不适用于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
第二，产业基础薄弱、产业安全有待提升。我国用70余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进程，构建了“全、多、大、强”的工业产业体系，但我国工业化还存在产业基础薄弱的问题，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和关键材料自给率仅为30%至40%，部分基础的零配件、元器件还依赖进口，本土供应链存在明显的堵点和痛点，“卡脖子”问题较为突出。此外，我国工业发展还存在产业间互动较弱、产业链不畅通等问题。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在国际政治格局不稳定、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产业基础薄弱、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对外依赖度较高将会成为我国经济波动的“病灶”，我国工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和韧性也亟待提升。
第三，中小企业发展困难、私营企业的发展潜能有待挖掘。中小企业长期存在缺资金、缺人才、缺技术、缺资源、缺管理、缺品牌等先天缺陷，使得其生存能力较差、发展能力有限。2024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1.2万家，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过1.46余万家，优质中小企业在数量规模和质量创新等方面与工业经济的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另外，从所有制来看，202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4310.5亿元，其中，私营31.3%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3245.8亿元，占比31.3%。2024年入围《财富》世界500强的133家中国企业中，制造业企业数量达到63家、占比约50%，但排名前100的企业中，以国有控股企业为主，唯一一家私营制造业企业为江苏恒力集团，排名第81位。可见，私营企业的发展潜能有待进一步挖掘。
第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缓慢、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仍较为突出。传统产业的产品附加值较低、技术含量不高，同时资源能源消耗较高、环境压力较大。部分传统行业的同质化竞争严重，产能过剩的问题还较为突出，例如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纺织服装等传统行业出现了销售困难和产能闲置严重的问题。造成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缓慢、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突出的原因在于，传统行业对资金、人才和技术等高质量生产要素的吸引力不足，部分地区对新型工业化的理解还存在一定的偏误，认为新型工业化的新体现在产业“新”，而一味发展新兴产业，忽视了传统制造业具备的巨大潜力和市场空间。
二、新型工业化的重点任务
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一项复杂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要求和新发展理念，顺应时代要求和形势变化，针对瓶颈障碍的共性“病因”开“药方”，找准主攻方向精准发力，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以破除藩篱、建立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强化产业创新核心，通过两业融合发展以促进产业升级，通过聚焦集群建设以建立和完善产业链条。
第一，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首先，重视基础研究投入和原始创新积累。要加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充分发挥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托底作用，支持地方财政扩大基础研究投入，积极探索科研基金的央地共建；要强化基础研究的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基础研究的物质基础和平台基础；要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鼓励企业、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开展基础研究。其次，加快人工智能发展。要加快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依据各地区优势合理布局大数据中心、智算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统筹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建设，减少算力基础设施的空转；要发挥“语料大国”的优势，稳步推动高质量中文语料资源建设的提速扩容。最后，合理布局新兴产业和前瞻性布局未来产业。支持西部的青海、宁夏、贵州等具有清洁能源优势的地区发展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大数据、绿色算力等新兴产业；支持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具有工业基础和技术优势的地区加快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并前瞻性布局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未来网络、新型储能等未来产业；支持跨区域开展科技创新合作和产业发展合作。
第二，着力构建现代服务业新体系，促进两业深度融合发展。一是建设现代服务业新体系。完善现代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加快服务业领域的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优化服务业产品的供给结构和供给质量；推进传统服务业和新兴服务的技术质量标准和规范的制定，引导服务业规范健康发展；提升服务业的开放水平，逐步拓宽服务业的开放领域，通过开展服务业开放试点，加快我国服务业在服务、技术和质量方面实现与国际接轨互认，推进服务业的制度开放。二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建立国家及省级两业融合试点工作以及推进机制，支持设区市配套开展市级试点；强化龙头骨干企业的引领作用，以延链强链为牵引拉动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双向融合；依托各地先进集群的优势，围绕先进制造业集群打造两业融合基地；加快两业融合的平台载体建设，支持建立一批两业深度融合公共服务平台。
第三，依托产业集群优势，构建链式发展新模式。一是聚焦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建设，实现制造业高端升级。要以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的建设为抓手，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发挥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作用，打造世界领先未来产业高地；要充分发挥集群内的链主企业、龙头企业的“领头羊”作用，领导和组织集群内的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行业标准制定以及产业链的“强延建补”工作。二是加快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转型升级，实现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抛弃“大杂烩”式的简单集聚，以集群思维优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路径，促进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向集群汇聚，打造独具特色的、配套齐全的、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传统产业集群；要加快政务服务的供给规模和供给质量的提升、配套的公共服务平台以及技术创新平台的建设，以良好的产业生态助力传统制造业的产业集群建设。三是超前谋划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制造业布局。要建立健全集群信息共享平台，消除不同地区的信息不对称，实现制造业集群建设的“全国一盘棋”；要依托城市群建设，围绕各区域之间的比较优势开展制造业集群的跨区域协同培育，围绕集群上下游企业推进地方联合打造跨区域制造业集群；要聚焦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以更加开放的产业集群建设方式，推动制造业集群向世界级迈进。
第四，进一步全面改革深化，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一是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转变政府角色，从发展战略转变、绩效考核体系调整、财税体制改革、产业政策转型等多方面入手，减少政府以“准市场主体”的身份干预市场经济；要合理利用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对新型工业化进行政策引导，在未来产业领域要更多依靠竞争性政策，更多地关注技术进步、产业演化背后的激励机制，依靠企业家的探索精神和市场竞争机制有效地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二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大力推进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建立统一的要素准入、退出机制和统一的竞争秩序，保障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自由有序流动、合理集聚；要通过调动地方政府和经济管理部门的积极性，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入手，不断优化政务公共服务和营商环境。三是加快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设。要完善科研成果转化应用机制，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建立以市场需求拉动科技创新的相关制度；要强化科研服务和保障机制，加快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技术交易市场管理制度等；要积极探索“双元制”教育体制，贯通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创新人才培养通道；要加快技术移民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吸引更多国外优质的科研人员和创新人才；要建立激励创新的科研评价体制机制，尽快完善科研工作分类评价体系。
作者：
江静，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南京大学）副院长、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
全洛平，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