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南京在推进“四链”融合、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过程中，应当更加重视和强调企业主体地位作用，创新“四链融合”在南京落地生根的形态。
南京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融合创新力不足
南京较早就意识到，从城市自身优势出发，努力将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创新优势。南京科教创新资源丰富，高等院校和研发机构数量和质量都位居全国城市前列，很多方面在国内仅次于北京和上海。这些年以来，南京在科技产业融合发展、孵化科技型企业、打造科技创新平台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不可否认，与深圳等国内科技创新的一线城市相比，南京在融合创新方面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深圳和南京是两种类型城市。从发展路径来说，深圳从毗邻香港的小渔村起步，作为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率先吸引国内外企业和创业者。较长时间以来，深圳缺乏传统意义上诸如大院大所这类的创新链资源，即使一些国内知名高校在深圳设立的分支机构，总体存在感也并不强。但谁也不能否认深圳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产业创新之城。深圳的创新体现在根植于企业内部的创新基因和创新能力，集中体现为深圳“6个90%”创新密码，即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深圳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密码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同样是产学研合作的结果。深圳的优秀科技企业华为就是整合全国乃至全球创新链实现产业发展的最佳案例，全国各地众多高水平大学的重要研究成果通过与华为的合作实现了产业化。比如，东南大学在5G通信技术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东大通过与华为的产学研合作实现了很多技术转化。科研院所与企业相互支撑，达到了双赢的效果。也就是说，包括南京高校在内的很多地区的大学科研成果在华为体系内得到了转化。
企业在创新链产业链融合中处于主体和主导地位
因此，需要深刻理解“围绕创新链部署产业链、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这一论断和要求，深入研究南京这一类城市“科教资源”向“产业创新”转化的核心堵点到底在何处，到底需要怎样的融合创新战略。
南京创新资源本地化的优势不能低估，也不要高估。不能低估，主要是指大学和科研院所形成的人才存量和人才培养优势是不可比拟的。不要高估，主要指的是本地的创新资源未必会在本地转化，甚至很多优质成果并没有选择在本地转化。第一，本地创新资源与产业基础未必匹配。在我国，传统大院大所的设置仍然有计划经济区域布局痕迹，历史上形成的优势学科不一定与本地产业集群能够达到协同效果。
第二，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并不一定受制于地理空间。随着交通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物理距离已经不是阻碍技术和信息交流的主要障碍，研究成果本地转化的地理区位优势已经显著弱化。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企业在创新链产业链融合中处于主体和主导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科研机构的成果并非天然可以进入市场，而是必然需要经历企业的二次开发和创新的过程，否则科研机构逻辑上就将等同于企业的研发部门；理论上说，如果一项科技成果在产业化过程中缺乏壁垒，那么其形成的产品在市场上也将没有进入壁垒。实践中，当企业这一方成为创新资源的整合者时，产学研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科研成果在企业体系内的循环畅通，而非创新源的地理空间位置。
资金和人才要素利用效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资金链和人才链作为关键要素的载体，为创新链和产业链提供重要支撑。在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下，资金和人才会跟着有效率的创新资源和产业平台走，融入到企业主导“四链融合”的创新逻辑链条之中。但这种理想状态并非自然形成，由于我国转型期体制机制的不顺，资金和人才要素利用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资金链角度看，第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制造业仍然不够。金融机构难以短时间摆脱重化工业和城镇化阶段的路径依赖，资金重点投向热衷于重资产、基础设施以及政府背景的项目，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导致金融领域价格信号失真，国有平台仅因为所有制性质而不是资产质量、经营效益就能以低利率获取大量融资，从而对民营企业融资形成了挤出效应，导致即使比较宽松的资金面也难以有效外溢到广大中小微企业。
第二，政府资金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的创新活动效率仍需提升。当前发展阶段，地方政府GDP竞争转化为产业、创新、环境指标的多维竞争，考核压力没有减小反而更大，各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风口产业招商引资的竞争白热化，有时地方政府甚至将地方财政的风险与某个重大项目深度绑定。再比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升科技投入效能，深化财政科技经费分配使用改革，激发创新活力。但从政府涉企专项资金看，总体上专项资金需要结果导向，政府部门和企业往往采取风险规避的策略，选择较为成熟的项目，事实上将激励创新资金演变为事后奖补资金，并且各项管理办法繁文缛节较多、条条框框较死，增加了资金使用中的损耗。
从人才链看，一是很多名牌大学毕业生以考编进体制为荣，往往不愿意进入制造业领域。这种现象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更有深层次的社会制度、观念等方面的背景。扭转这种状态需要通过较长时期的努力，根本上说，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要加快推进整体社会成员在社保、医保、教育等方面的平等化，体现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平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平等。
二是当前人才链的制约也有外部因素，在中美科技竞争的国际环境下，西方国家正在全面限制高科技领域人才与国内的交流。中国的优秀留学生进入美国高科技实验室学习、参与尖端项目的研究正在变得困难，西方国家众多显性和隐形的政策严重阻碍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的人才向国内的正常流动，技术封锁集中表现为人才封锁。
创造条件让资金链和人才链在市场化机制下流向有创新魄力企业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发挥企业在“四链融合”的主体地位，并不意味着政府从此“放手”不管，恰恰相反，要千方百计为各类具备产学研合作能力的广大企业，包括科技型骨干企业、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造对接利用科教资源的条件，让资金链和人才链在市场化机制下流向有创新魄力的企业。在这些方面，发挥政府的作用大有可为，也必须有为。
首先，识别链主企业并发挥其引领作用。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在科技创新中承担的角色不同，大企业在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上更有优势，有利于开发新产品、新功能。南京要发挥智能电网、软件和信息服务等产业集群的优势，支持龙头企业不仅发挥在集群内部的带动作用，还要在国内国际的更大范围整合创新资源，力争成为更具影响力的标杆企业。
其次，通过各种支持手段降低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门槛和成本。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企业在创新上有特点但实力规模还不够大，要大幅简化优化涉企财政资金支持这类企业创新的方式和流程，减少政府主导的评审项目，推广以企业研发投入额为基础进行补贴的产业政策，激发企业敢于投入更多资源进入创新领域。
再次，提高全社会人才配置效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科技评价体系，激励机制科研人员的原创能力，减少科学家的行政色彩，鼓励科学家办企业。采取更多措施鼓励更多的理工科硕士、博士、博士后进入企业，直接面向科技创新主战场而不是体制内单位。每年高校大量优秀毕业生，是南京实实在在的资源，南京可以考虑在全国率先实施理工科博士进企业专项补贴。
再有，进一步利用好资本市场创新激励功能。中央提出要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近年来，我国将资本市场建设放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已经初步形成了主板、创业板、科创板、北交所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不仅能够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融资，更重要的是大批具有技术特点和市场前景的中小企业，通过上市或被大公司并购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激励后来的创业者不断奋进。南京要将资本市场作为“四链融合”的重要桥梁，全方位利用好资本市场红利，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上市梯度培育体系，支持有条件上市的企业“应上尽上”，鼓励上下游企业相互参股，用资本链强化资金链，激励人才链，赋能创新链、产业链。
（作者为南京大学长江产经研究院副院长、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理论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