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茂升:当前我国推进“东纺西移”战略面临的挑战及建议

发布时间:2024-05-20来源: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作者:叶茂升


长期以来,我国纺织行业一直是贡献贸易顺差的“大户”,对于保障国家用汇安全、保持外汇市场稳定发挥着“压舱石”作用。但去年上半年我国纺织品服装累计实现出口1426.8亿美元,同比下降8.3%,行业整体表现不及全国货物贸易出口,值得引起重视。


当前,纺织业面临国内外市场需求不振,沿海发达省份压缩印染、织机等能耗高、污染重的纺织企业产能。在供给与需求的双重冲击下,全行业普遍出现增长预期不稳、投资信心不足问题。一旦发生产业大规模外迁,将导致外贸出口形势更趋恶化。总结西方发达国家纺织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加快沿海地区纺织供应链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通过“降本增效”将制造业产能根植于中国内陆市场,是避免出现产业空心化的重要举措。近期,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研究院组织专家对中西部省份承接沿海地区纺织业转移情况进行了调研,分析目前传统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面临的挑战。


一、现代纺织产业跨国转移的历史经验


现代纺织产业最早兴起于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将英国推上全球纺织业中心位置。1851年,英国出口棉纺织品占全球市场份额的60%,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纺织业的制造中心;一战爆发导致英国劳动力和原材料匮乏,出口低迷,棉纺工业生产逐步转移至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更加丰富的美国。1880年代至1920 年代,美国纺织业制造从早期在东北部沿海地区聚集,逐渐向南部棉产区转移;二战后,日本凭借廉价的劳动力从西方国家承接了大量纺织制造业转移,直至20世纪60 年代末,日本纺织业仍然保持全球领先地位;20世纪80年代,日元加速升值导致日本纺织业萎缩,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区承接日本纺织业转移,成衣出口份额达到峰值;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纺织业发展一骑绝尘,2015年纺织品、成衣出口在全球的份额为37.8%和39.5%,同时承担了全球70%的合成纤维产能。


从现代纺织产业转移的历史经验看,美国纺织业发展历史对中国最具借鉴意义,而日本的教训最具警示作用。1913年,美国占世界棉纺织总量的比重首次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纺织制造中心。美国承接英国纺织业转移早期主要集中在东北部的沿海岸线地区,上述地区经济发展导致要素成本上涨之后,美国纺织业并未立刻向海外大规模转移,而是借助巴拿马运河建立发达的“全国性商业航运”系统,将纺织业有序转向本国更为落后的南部棉产区。美国政府通过修建运河推动南部城市化,延缓传统产业向外转移对我国最具启发意义。


而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全球纺织业制造中心之后,屈服于美国压力将日元汇率从1985年200.6骤然升值到1988年的122,汇率升值过快导致日本纺织业从之前长期贸易顺差迅速转变为贸易逆差,即使日本在向汽车、电子电器等新兴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有不俗表现,但也无法弥补因传统产业空心化引发的长期经济增长颓势。因此,汇率升值过快是日本丧失纺织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历史教训。


二、中西部承接沿海地区纺织业转移的挑战


当前,我国沿海地区纺织业发展面临要素成本上涨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的瓶颈,一些省份正在加大政策力度淘汰纺织企业落后产能。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对推动“东纺西移”的意愿非常积极,包括新疆、湖北、安徽、江西、河南、广西、陕西等中西部省份都明确将纺织业作为十四五期间的重点发展产业。然而,尽管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政策力度大,但仍然面临不少挑战。


1.产业转移缺乏区域之间协同布局,各地招商引资容易形成同质化的过度竞争。目前,各地政府竞相建立纺织服装产业园区,制定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专项规划和行动方案,出台一系列刺激政策积极承接广东、浙江、江苏等东部发达地区纺织产业转移。但与此同时,东部发达省份更倾向于将纺织业供应链从中心城区转移至省内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以广东省为例,为推动纺织服装产业有序转移,广东清远市投资建立可以承接近万家企业的“万亩千亿级”广清纺织服装产业园,对接广州海珠区纺织服装产业转移。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在产业转移问题上缺乏宏观政策协同,甚至出现同质化竞争。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纷纷组团去东部“招商引资”,另一方面,东部省份逆向组团去中西部“招工抢人”,各地新建的产业园区招商引资模式大同小异,主要利用租金优惠、升规奖励、融资支持、技改补贴等“政策洼地”招揽企业投资,极容易形成低端产能重复性的过剩投资。


2.交通物流不畅是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难以协作分工的主要瓶颈。当前,国内商品物流以公路和铁路运输为主,尤其是纺织服装产品大部分采用公路运输,其低附加值的商品属性往往难以承受长距离公路运输产生的高额物流成本。例如,新疆地区为了吸引纺织服装企业投资,针对出疆棉花以及纺织服装制成品,根据产品在本地的加工程度分别给予每吨300至1000元不等的运费补贴。这种依靠政府财政补贴方式吸引纺织业转移的激励政策尽管在短期可以起到一定的刺激效果,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物流负担过重的难题。对比中国与美国的物流运输系统,内河航运不发达是制约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重要障碍,美国连接哈德逊河和伊利湖的运河打通了连接中西部到东部市场的直接水路,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和时间。此外,我国目前较高的物流成本阻碍了商品和要素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也抑制了企业利用产业转移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要素资源优化重组。不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都热衷于通过延伸上下游产业链实现本地化的局部内循环,一些地区甚至利用行政手段强化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抑制区域之间的产业分工协作。


3.政府政策执行不到位,企业家缺乏投资信心。近年来,东部纺织服装制造业受成本上涨、环保政策制约等多重因素影响,向外转移压力持续增大。中西部地区看准时机,纷纷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试图从东部纺织业转移中分到更多“蛋糕”。但从各地招商引资政策落实以及效果看,不少地方政府“承诺的多,兑现的少”,政策执行打折扣。例如,企业设备搬迁补贴、技改补贴、租金返还等优惠政策落实需要层层审批,手续繁琐。一些企业抱怨,“向政府交税、给工人发薪,还银行利息”都是企业每月固定的刚需开支,可是政府的补贴可能从年头盼到年尾都没有着落。”办事程序繁琐、行政效率低下让一些企业家无所适从。“重招商、轻服务、经营难、留不住”是不少转移回流企业的真实感受,政府承诺的产业配套设施建设不到位,严重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不少企业选择撤资外迁。


4.劳动力资源严重短缺,行业从业人员面临人才储备断层。改革开放初期,中西部地区向沿海输出大量的纺织产业工人,这一群体目前仍然是很多中西部地区纺织中小企业重要的用工来源。由于纺织工人的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高、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较低、年轻一代很少有愿意进入纺织相关行业工作。一些中小企业主坦言“招工难、用工贵”,受市场竞争影响,过去十年,客户愿意支付的加工费上涨幅度远不及工人工资涨幅,一些中小企业老板戏言自己在给工人“打工”,甚至有萌生提前退休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企业家不愿意自己的下一代子承父业,更多鼓励子女改行从事其他职业。目前中西部地区纺织中小企业不仅缺少熟练工人,更缺乏企业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行业人才梯队结构断层问题尤其突出,新生代纺织产业工人后继乏人,将严重影响纺织行业长期可持续发展。


5.产业链上游原材料市场受资本操控,严重干扰下游纺织企业正常经营。近年来,纺织全产链遭遇“成本劫”,原油、原料、染费、运费、人工费等价格上涨此起彼伏,让不少纺织行业企业在市场大环境整体低迷的情况下苦不堪言。在价格上涨诸多因素中,企业反映最多的是棉花期货价格的操控问题。据了解,国内棉花期货市场建立的初衷是帮助企业规避价格波动风险,但实际情况却适得其反。由于我国棉花期货市场交易规模相对偏小,数百亿的炒作资金就可以导致棉花期货价格剧烈波动。而纺织加工行业大多以中小企业为主,对期货市场行情判断力有限,即使企业能够凭借经验准确判断市场价格走势,也没有资金实力在原材料价格低位时更多囤货,只能根据订单需求从现货市场小批量分批采购。当前,我国棉花期货市场炒作与棉花实际供求情况完全脱节,价格虚高,甚至比进口配额棉价高出近每吨2000元,严重侵蚀棉纺织加工企业的竞争力。


三、有关建议


1.宏观产业政策层面应根据东、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区位优势对产业布局进行顶层设计。我国国土空间面积巨大,地区要素禀赋差异显著。建议国家相关部门针对东、中、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特征制定适合各地优先发展的产业投资目录,引导不同地区错位发展、协同发展。目录之内的招商引资项目可以授权地方政府制定“超国民待遇”的产业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细分行业同类企业“横向聚集”。具体而言,国家应该制定差异化的产业激励政策引导棉花等上游原材料及其加工环节主要集中在新疆地区,印染及面料加工环节集中在长江中游水资源丰富且交通便利的地区,东部发达省份重点培育产业链龙头企业,聚焦服装品牌设计、纺织机械制造以及设备智能化改造等高附加值的产业链环节。通过政策顶层设计强化对各地区产业布局进行政策干预和协调,并利用市场化手段引导纺织全产业链细分行业企业有针对性地向“政策洼地”区域转移,推动在地区内部形成“横向产业聚集”、在区域之间实现“纵向产业分工”的链式布局,避免不同地区之间招商引资的同质化竞争,重复性建设。


2.优化物流交通布局,加快港口资源整合,创新水陆联运方式降低跨区域之间的物流成本。我国长江流域水资源极其丰富,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内河物流运输发展潜力巨大。水运成本是公路运输的1/5,是铁路运输的1/2,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借鉴美国推动国内产业转移的历史经验,加强内河航运建设。一方面,针对长江航道的堵点,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尽快启动“三峡水运新通道”、“荆汉运河”等航道基础设施建设。利用汉江平原平缓地势,修建从枝城到武汉的人工运河,彻底解决制约长江中、上游地区水运发展的“梗阻”问题。另一方面,积极盘活长江沿线重要的港口资源,可考虑成立一家类似于国家铁路集团公司的央企,整合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长江上、中、下游重要城市的港口企业,破除地方保护,实现长江航运资源低成本的一体化运营,推动东部地区纺织业向中西部地区腹地大规模转移。


3.进一步规范招商引资政策,营造优良营商环境增强企业家投资信心。当前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不宜简单追求“数量型”增长,更应该注重招商的“质量型”突破。一是树立现代招商理念。更加注重招商质量导向,根据本地区的需求和资源禀赋条件有选择、有重点的引进产业项目,合理拉长产业链,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培育特色产业集群。二是规范招商政策。政府部门要强化招商引资政策的顶层设计,不能一味比拼“政策礼包”。要根据本地区的财政收支水平,债务负担状况以及可持续的公共服务能力制定“高质量”的招商引资政策。例如,政府与企业签订对赌协议,将“优惠政策”与“经营业绩”挂钩,激发企业将政策红利转变为效益红利。三是强化招商监管惩戒机制。对招商过程中出现的虚假招商、骗保骗补、官 商 勾结等不法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建立“全过程招商”的公共服务理念,对项目投资企业给予“保姆式”服务的同时,强化项目履约情况的监督考核,加大对低效、无效项目的收回和处置力度。四是建立区域之间招商引资协同机制。鼓励中西部地区充分发挥各地特色优势,建立类似于“城市招商联盟”的区域联合招商机制,实现区域之间产业布局的错位发展,差异化发展。


4.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以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解决用工短缺。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中西部地区纺织行业普遍面临“年轻人不愿意干,老年人没体力干”的窘境。必须加快全行业数字化与智能化改造升级。一是通过提升设备自动化程度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环境,降低劳动强度和对工人的体力消耗,提高用工效率和生产品质,实现降本增效;二是提高员工福利水平,保障员工合法权益。要改变社会对纺织行业“工作累、待遇差”的固有偏见,提高从业者对行业的热爱度和归属感;三是强化技能人才培训和管理人才培养。建议政府相关部门针对纺织行业人才结构断层日益严重的问题,加大对就业培训、职业技能提升等企业人力资本投入的税费抵扣和财政补贴力度,支持行业人才创新平台建设,将职业技能等级与专业技术职务挂钩,提升产业技术工人职业发展空间。


5.严厉打击纺织原料期货市场与外汇市场的投机炒作,改善纺织行业面临的成本环境。纺织行业生产环节多,产业链较长,上游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受相关大宗商品期货价格影响明显。由于国内大宗商品产能越来越向少数行业寡头集中,一些原材料龙头企业凭借市场垄断地位哄抬棉花以及化纤原料期货市场价格,导致中、下游的纺织中小企业原料采购成本陡增。资本的过度炒作扭曲了相关期货市场的价格信号功能,价格波动严重背离市场供需关系,虚高的原料采购价格对产业链中、下游的织布和服装生产企业造成巨大的经营压力。因此,建议证券监管部门从维护国家纺织产业安全,保障行业健康发展的大局考虑,进一步提升期货市场的商品定价功能,严厉打击针对纺织上游原材料期货价格的短期炒作行为。与此同时,要吸取日本当局在20世纪80年代允许日元过快升值导致日本纺织业国际竞争力急剧下降的历史教训,运用更加积极主动的外汇市场政策工具,避免人民币汇率在短期大幅升值或者无序剧烈波动引发的外汇市场风险,在保持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的前提下,为我国纺织业“东纺西移”战略创造更为有利的外汇市场环境。


叶茂升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南京大学)特聘研究员、武汉纺织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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