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25日，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举办国家智库学术研讨会，围绕“以新型生产关系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邀请各界专家进行研讨，形成部分创新成果和观点，现将部分成果摘编，本期刊发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夏杰长教授的《以高水平服务业开放塑造新型生产关系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下午好，很高兴再次参加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组织的学术活动。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讨论新质生产力，从生产力视角的研究有很多，但从新型生产关系这个视角的研究还很少。我本人主要做服务经济研究和政策咨询工作，在研究和调研中发现，高水平开放尤其是服务业高水平开放，有利于推动生产关系变革和塑造新型生产关系，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跃迁和发展。基于这样的考量，今天下午我将报告“以高水平服务业开放塑造新型生产关系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主题。下面，我从四个方面来阐释这个主题。
第一，研究的基本背景。一是全球的服务化主导地位已经形成。主要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比和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比已经超过70%。中国自从2013年以来，服务业占比就超过50%，服务业从也人员也接近50%。当然，我们服务业发展还相对滞后，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差距还比较明显，需要急起直追。
二是对外开放是我国基本国策，且服务业开放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要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向世界多次宣示“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的决心，多次强调且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外无数实践表明，封闭必然愚昧落后，开放带来进步繁荣。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历，更是用无数鲜活的例子证明了对外开放带来的进步繁荣，证明了以开放促进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硬道理”。服务业开放是下一步对外开放的重心和关键。相对工业领域的对外开放，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比较滞后，有些服务业行业还是对外开放的“深水区”或“堵点卡点”。关于服务业开放的带动和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做了明确的阐述：“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2024年5月6日，习近平主席在在中法企业家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致辞中强调，中方将自主扩大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对外开放，进一步开放市场，为包括法国和欧洲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创造更多市场机遇。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高水平开放。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同时，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高水平开放是形成先进生产力和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对外开放，意味着引入“外生变量”，但也可以把“外生变量”变成内生动力，从而直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的深化，意味着破除阻碍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体制机制，以高标准的制度建设、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带动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进而打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推动先进生产要素向生产力发展顺畅流动，以此提高生产力水平，形成新质生产力，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事实证明，哪个地方开放度更高，市场主体就更加活跃和更富有创新精神，更有抵御风险能力和更具竞争力。
第二，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匹配的生产关系需要高水平服务业开放。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产品分配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我理解，用今天的语境表达，要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正向促进作用，就要对生产关系做适应性调整和动态优化，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主要表现为体制机制的深层次变革。对外开放有助于激活国内经营主体既有思维和僵化理念，用更加包容的态度学习世界先进的发展理念、管理方式和治理规则，加快建设与国际标准相衔接的规则和制度体系，从而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一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构成了生产关系的总和。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建立起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历程充分说明,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是我们国力增强、生活满意度提高和经济体制改革日益理顺之关键战略举措。下一步，更需要在扩大对外开放和高水平开放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再是外生变量，而是内生动力。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反作用于生产力的逻辑来看，高水平对外开放所涉及的体制改革、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和分配关系的改善等新型生产关系变革是提升新质生产力内在动能的应有之义。需要指出的，我们今天讲服务业高水平开放，既包括对外开放，但是也不能够忽略对内开放。如果没有服务业的对内开放，偏远落后地区的服务业的发展，很可能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
第三，我国服务业高水平开放的机遇挑战。一是从服务业开放度的比较看，服务业开放的限制较多，对外开放程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根据商务部研究院李俊（2023）提供的一组数据分析可知，国际上对比分析服务业开放水平较多采用OECD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在2014-2022年OECD统计的22个服务行业中，中国所有服务行业STRI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分销、海运、货物装卸等行业STRI降幅在0.15以上，铁路运输、快递等行业STRI降幅在0.1-0.15之间。上述STRI表明，随着中国服务市场的扩大开放，许多服务行业的限制程度均不断下降，既包括运输、建设等传统行业，也包括金融（银行、保险）、设计等新兴服务领域。此外，由STRI统计的5种限制措施来看，除了法规透明限制措施略有上升外，外资准入、其他歧视性措施、竞争障碍等方式的限制水平均出现明显下降。二是服务业“准入不准营”的隐性壁垒有待破除。近些年，我国服务业发展和开放的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服务业领域持续放宽了外资市场准入。但是，市场准入限制或隐性壁垒依旧存在或变相存在，严重影响了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的创新发展。比如：部分服务行业在外资股权比例、跨境资本活动和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仍有严格要求或限制。又如，有些服务行业对外资企业存在着“隐性壁垒”，允许其市场准入,但在业务许可、牌照、业务范围等方面还设有边境内限制措施或许可证等因素的隐性壁垒制约。三是服务业开放对本土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严重受限。理论上讲，服务业开放将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制造业技术进步和附加值增加产生积极作用，但结果并不完全是这样。这是因为，一是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业领域吸引外资以房地产、商贸流通业和旅游业等传统服务业为主，知识含量和技术能力比较低；二是近些年外资进入我国服务业市场结构层级虽然明显提高，软件与信息传输服务、研发设计和专业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领域外资进入的占比也显著提升，但这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内资企业关联度不高，基本是为在华的跨国公司服务，从而导致当前我国服务业技术吸收能力严重受限。
第四，扩大高水平服务业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一是营造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环境，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步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服务业对外开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服务业因其独特的轻资产、软要素等特点，更加需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行业发展生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版，第228页）。如何推进服务业开放和营造更加包容开放的环境，习近平总书记也有很明确的指示。他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主旨演讲时强调指出：“中国将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有序扩大电信、医疗等服务业领域开放。中国将修订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更多的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投向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中国将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做好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出台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版，第238页）。二是创新发展服务贸易，提升“中国服务”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方式，全力构建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和服务网络，积极有序试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营造出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推动服务贸易发展迈上新台阶。通过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增强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中国服务”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与控制力。三是发挥“数字+”在扩大服务开放中的作用，形成数字服务贸易竞争新优势，在开放竞争中形成和壮大新质生产力。世界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把发展数字贸易及国内规则的国际化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发展和壮大数字贸易，要普及和优化升级中国的网络通信、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数字化技术手段和基础设施，夯实和强化我国创造数字服务价值的要素条件，以适应贸易数字化的发展要求和提高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的综合竞争实力。
上面就是我要汇报交流的四个问题。谢谢！
夏杰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