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创:新发展阶段的平台经济发展与反垄断

发布时间:2022-01-11来源: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作者:杜创


编者按


12月27日,南京大学长江产经研究院举行双月论坛研讨会,以“三重压力下改革如何激发市场活力?”为主题,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分享,现将部分专家发言内容刊发。本期刊发的是杜创研究员的发言“新发展阶段的平台经济发展与反垄断”。


我的发言大概会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一般性的讨论一下新发展阶段的平台经济的作用,第二,对于当前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相关的典型问题进行简单的分析。


一、 新发展阶段的平台经济的作用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到了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的主体的活力,要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的实施,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同时也提到了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对于资本的认识上,一个比较新的课题就是我们如何去认识平台资本它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平台经济实际上正在改变中国的微观经济结构。如果我们去关注中国万亿级别的头部上市公司,我选取了两个时间节点,一个是在大概半年多前,中国万亿元以上市值的上市公司一共有11家,4家是平台公司,包括当时排在前面两位的是腾讯、阿里巴巴,还有排在第5位的美团、排在第11位的拼多多。最近半年,经济形势有所变化以及反垄断措施,使得互联网平台发展格局稍微有一点变化。但万亿市值至少还有三家平台公司:腾讯、阿里、美团。在中国的微观经济结构里,平台企业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是一个庞然大物。


如何去理解平台资本的一些特性和行为规律,其实经济学上已经有过一些分析,对于平台的分析其实就是产业经济学里面关于双边市场的分析。


一个典型的平台通常连接的是多方面,比如一个电商平台连接很多的买家,也连接很多的卖家,它实际上是为各方、为多方提供服务,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多产品的或者是服务的一个提供者。当然,它和一般的普通意义上多产品服务提供者不同的在于,在它的服务过程当中,双边或者说多边的交叉外部性是非常重要的,即表现为一种交叉的网络外部性。简单来说,作为一个买家我们为什么选择一个头部的大平台,选择淘宝、拼多多或者说京东,就是因为我预计到在这平台上已经集聚了很多的卖家,我到这个平台上会能够和很多的潜在卖家来交易,能够找到我想要的那些物品。那反过来说,作为一个卖家为什么要选择那些大的平台来销售?反过来是我预计到在这个平台上会有很多的买家来光顾,这是一个双边的外部性,买家和卖家的存在是相互依赖的。


双边的外部性会影响到平台的定价,使得平台的价格结构很重要。比如说平台它可能向买家收服务费,也可能向卖家收服务费,但是究竟怎么收?它实际上会有精心的选择。比如说,对于一个典型的电商平台来说,它通常是说对卖家收费,就是卖家想入驻平台的话可能要交一些摊位费、佣金或者是推广费,而另外一侧对买家实际上是不收费的,相当于是消费者一定程度上免费使用这个平台,但这并不是说平台在做慈善,它是一个利润最大化的价格结构选择的一个结果。


当然,由于网络的外部性相互依赖的性质,使得平台要么做不起来,要么一做做的有可能非常大、它的增长会非常快。甚至会给人一种野蛮生长的感觉,也就是它可能会冲击现行的经济社会秩序,因此国家最近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反垄断和管制的措施,实际上也是为了保持平台经济的发展在可控的范围内。对反垄断和管制的解释不完全是纯经济领域的解释,就是说纯粹的垄断带来的效益损失,不完全是这些,如何使得平台经济的发展在我们国家现行的经济体制的可控范围内发展,这是理解当前的这些平台反垄断的一个重要视角。因此就需要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方面要促进平台经济的发展,发挥它对于经济增长积极的作用。但是同时另外一方面,也要注意为了保持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稳定性,我们要使得保持平台经济发展在可控的范围内,这里面其实就是这个平衡,如何实现这个平衡?其实是一个难度比较大的工作。


二、当前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问题


当前大家更多会关注一些比较热门的具体问题,比如说平台的二选一、大数据杀熟、平台数据的连通性,这些具体的经济问题后面有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个问题,平台跨界与现行的行业监管体制之间的冲突。


我们国家的《反垄断法》,以及今年年初出台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指出了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关于垄断协议,第二个是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第三个是关于经营者集中,前面三个方面其实和发达国家是一样的,都会关注到的反垄断三大问题。还有一个第四个方面是我们国家特有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由于我们的市场还不完善,我们更关注的问题是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比如国内统一市场建设中如何限制地方保护,这是提的较多的问题。但是关于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不完全指地方保护问题,还有一些是行业上排除限制竞争的措施。这个是我们需要集中清理的,国务院也一直比较关注这个问题。


这里我举一些例子,互联网+医疗健康的问题。


1.在线诊疗能不能做。互联网公司来做在线诊疗,其实与现行行业监管体制之间有冲突。医疗领域的监管部门是国家的卫生行政部门,但平台本身它是跨界的,一个互联网公司能不能做医疗,与原来的监管理念之间有一定冲突,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网络在线的诊疗是被禁止的。这本身也没有多少法规的依据,主要就是一个部门的行政规章。前两年逐渐在放开,但是放开以后仍然有一些限制,比如要求不能首诊,必须首先到线下的医疗机构去做首诊,然后通过互联网医疗在线复诊。但实际上,首诊没有放开本身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互联网在线诊疗首诊完全没有问题,而且首诊反而是优势。有很多特殊紧急的情况下,有可能来不及去医院或者来不及去挂号,这个时候通过在线诊疗首先让医生首诊看一下,反而是它的优势所在。将来如何进一步地拓展、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也是值得关注的。


2.网络销售处方药。能不能网络销售处方药?这也存在很大的争议。前一阵不同意放开仍然将安全作为理由。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药品全程是可以追溯的,实际上在线销售反而可能更加安全,因为线上每一步其实都留痕,反而在线下去药店销售不一定每一步都留痕。而且,《药品管理法》从来也没有说过不准网售处方药,原来的障碍主要还是在部门的规章上。当然,最近一两年有放开的趋势,比如说2020年11月国家药监局的《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就提出来可以有条件放开网络销售处方药,所以行政主管部门已经认识到了网络销售处方药其实是可行的。这个征求意见稿到现在还没有出台正式意见,网售处方药的放开,国家还是比较慎重。药品安全只是其中一个关注点,更大的关注点是它一旦放开以后,对现有的既得利益格局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冲击,如果互联网公司完全介入药品流通里面去,会重塑整个药品流通格局。当然这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最终的趋势“互联网+”它会提高效率,平台和现有监管体制之间的冲突需要去化解,在化解的过程中进一步发挥平台提高经济效益的作用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二个问题,反垄断与经济管制政策之间分工的问题。


从我们国家目前的行政体制来说,具体到平台监管可能涉及多个部委,比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下面国家反垄断局,主要负责反垄断这一块;互联互通的问题,涉及到工信部;网约车的监管很多涉及到交通部;平台价格的制定,发改委的价格司仍然有很大的监管权力。当然,在国家确立了要加强监管这样的态度之下,各个部委肯定会有一些措施,这个当然是好的,这是对于国家层面意志的反映。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到,不同部委之间出台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强协调,否则可能会有一个相互冲突的情况。


比如现在对于平台企业,现在有一种监管呼声说要求企业的算法透明化,防止平台企业利用价格搞大数据杀熟或者利用算法来定价,如何看待这种呼声?即使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是不是一个平台企业算法就应该透明化?这里面有不同层面的考虑,似乎平台把算法透明了,我们就知道它是怎么制定价格,对于平台的买家、卖家平台是怎么去计价的,好像能够便于监管。算法透明化以后,我们就可以要求每个价格要解释价格是怎么来的。太高的价格、不合理的利润要取缔,这种说法貌似挺对的。


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思考,算法透明化其实是一个管制,但是管制和反垄断政策其实是不一样的,背后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管制政策说的是说某些行业的市场结构的市场集中是不可避免的,只能有少数几家企业存在,这种情况下最典型的比如自然垄断,只能有一家企业最符合经济效率,不能让它利润太多,所以必须管制。比如说,让它算法透明,当然有助于管制价格。那反垄断是另外一个逻辑,反垄断的目的不是反对那些企业本身,它是要促进市场竞争。它的逻辑是说,这个行业里面市场竞争本身就能够促进效益,市场自动的竞争不会出现这种垄断,不会出现无效率的情况,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要更加促进市场竞争,尽可能地减少管制,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那对同一个行业,既搞反垄断又搞管制,本身逻辑是不一致的,就有可能相互冲突。


比如说,算法透明化的问题,如果这个行业是垄断的,天生就有自然垄断性质,要求算法透明加强监管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这个行业本身通过反垄断促进竞争,通过企业之间的竞争就能解决问题的话,管制反而有可能促进那些竞争性企业之间实现合谋。比如一个竞争性的行业可能有五六家企业,本来通过激烈的价格竞争能够实现很高的经济效率,而且企业之间很难合谋。因为如果各个企业的算法是不透明的,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单个企业更有可能够通过算法的设计来偏离他们合谋状态。现在要求算法透明,等于要求所有企业把自己的算法都摊到台面上,反而有可能帮助这些企业实现合谋。反垄断本身是反对合谋的。


杜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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