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文字实录：
背景：继2021年6月，美国拜登政府发布了《建立供应链弹性、振兴美国制造、促进广泛增长》的评估报告后，2022年2月24日，美国白宫又宣布了10项新措施，以加强美国的供应链，应对气候冲击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并确保中国或其他国家不能把供应链当作武器来对付美国。本次圆桌讨论会主要聚焦三个问题：（1）拜登政府意欲打造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升级版”的特征；（2）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3）如何应对美国上述战略？
包卿 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无锡中心
近年来，美国拜登政府通过的相关供应链法案，进一步增强了供应链治理的国家政策干预、意识形态化以及地区与国家安全议题。一方面，美国推进制造业回归的过程中，着力塑造部分产业供应链的“内循环”和“去中国化”。另一方面，此次“俄乌战争”进一步强化与欧盟和日韩的合作联盟，推动新一轮供应链的盟国化。因此，当前顺应全球供应链的新趋势新特点，一是抢抓技术革新机遇，让供应链连接更具便捷性、跨界穿透性和数字智能化，二是推动多边规则的制定，积极响应多方面的关切，推动多层次多主体协同治理。
供应链的规模尺度，可以比喻为电梯式的“多层次性”，电梯进入不同楼层的规模尺度中，会面对不同的治理规则，犹如到达不同楼层需要不同的“电梯卡”。多边规则协定，意味着多层“通卡”的存在。国家供应链的市场规模尺度越大，越有利于形成现代化的产业分工、竞争优势和规模经济效应。融入、参与和引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治理”，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然路径，是建立包容性经济社会体制的必然选择。因此，不论风云变幻，坚持推动高水平制度性开放和高标准竞争性统一大市场建设，有效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建立起“双循环”互动促进的新格局。
沈国兵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当前，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得复杂多变和严峻。一是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发生深度调整。美国有针对性地遏制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崛起和科技创新赶超，强化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二是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冲击严峻。疫情全球蔓延对世界需求端与供给端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加速了全球产业链再布局。三是随着美国拜登总统自搞“美国的供应链”安全，放大了主要国家之间信任缺失，正在撕裂和重塑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四是乌克兰战争地缘政治冲突更是加剧了主要国家之间的互不信任。这些对于制造业大国中国来说，一个被撕裂分割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是非常不利的。
疫情冲击下国际经贸合作变得复杂，触发了主要经济体对于供应链安全的担忧。让链“回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各自搞自己独立的产业链、供应链更是成本高昂、变得近乎不可能。但是，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叠加新冠疫情下生产链、供应链不畅，以及乌克兰地缘政治冲突等，使得我国亟待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为此，对标国际一流营商规则，借鉴市场化、一体化和国际化的通行规则和做法，通过积极落实RCEP、提升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共建“一带一路”，以及积极申请加入CPTPP等渠道与双边、区域和多边国家和地区一起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
战岐林 山东工商学院
本次美国报告的施行会显著提高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在全球经济深度关联的背景下，各国的产业链安全都是相对的，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拉紧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形成对外方人为断供的强有力反制和威慑能力”。美国报告尽管是着眼于其自身安全的，但相互依赖关系的削弱会增加贸易伙伴的风险。
我国的对策应该基于RCEP展开。从全球价值链收缩趋势和苏伊士运河货轮搁浅事件之中都能看到，地理距离仍然是供应链风险的来源之一，因而应将周边化作为风险应对的一个重要思路。RCEP为我国周边化的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区内国家不仅与我国有密切的经贸联系，而且在产业结构上有较强的互补性，可以为我国产业链安全稳定提供广泛的支持。在周边化这一思路上进一步的探索包括中巴经济走廊和中蒙俄经济走廊等。
徐天舒 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苏州中心
三月上旬一美国议员直露声称：“不管以什么样合理的理由，超越美国都是不可接受的”。我个人认为，美国阻挠中国和平崛起，可能已上升成为中美争议中最不易调和的问题。但中美贸易巨大的体量，又成为美国实施上述阻挠战略的巨大障碍，因此拜登政府正逐步不惜牺牲两国经贸利益这块“压舱石”，以建立新供应链这一最为直接的方式在中美经贸领域进行脱钩。
中美两国现存经贸领域的合作覆盖面广量大，尽管一旦供应链战开打，双方都可能会“杀敌一百，自损五十”，但从总体而言，我国产业化水平、供应链自主化水平不高，国际供应链的脱钩会对我国一直坚持的改革开放战略造成重大影响，因此还是应该积极主动地去应对这一可能的变化。具体来说：（1）加快产业基础高级化的进程，梳理各关键产业链，强化供应链短板的解决预案，加快战略新兴产业、先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国产化率；（2）深耕既有中美合作的产业领域，做好对已在华投资的美资企业的服务工作，进一步开放市场，拓展新的合作领域；（3）针对全球疫情导致的供应链区域化趋势，加快东北亚、东南亚自贸区建设和合作；（4）深化与欧盟的合作，少争论，多拓展经贸合作领域。我认为，经济这块压舱石对中欧经贸关系依然有效。
陈雯 厦门大学
半导体产业是芯片制造的根基，芯片是信息时代的基础。美国政府报告提出加大政府采购和资金支持力度、加强盟友伙伴合作、建立人才通道等7项措施扩大和确保其半导体供应链的安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是各个国家与企业上下游协同发展的成果，我国的应对策略也应当基于长远的合作的发展，主要包括：（1）行业内部企业的联动。例如，国内芯片设计公司数目达到几千家，存在同质无序竞争的问题，需要做一些宏观调控整合企业，提升行业效率。（2）国家间的联动。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应积极深化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交流合作，实现共赢局面。（3）产学研的联动。一方面，华人对美国半导体行业发展起到关键作用，我国应建立多元化人才通道培育和引进优秀人才，并防止人才流失，同时也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机制，鼓励创新；另一方面，高校的教育通常滞后于产业的发展，加强产学研的互动交流是促进知识传递的重要方式。
方勇 南京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美国最近发布的建立供应链弹性报告，与去年发布的加强与中国进行技术竞争的一系列法案，都反映出美国为了在中美竞争中占据支配地位，不惜牺牲全球化秩序，不惜牺牲两国经贸利益，也不惜粉碎高效稳定的全球供应链。供应链弹性报告中隐藏的核心思想是，美国因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买方角色，对供应链的统治力受到了各个环节中关键卖方的制约。因此，从短期来说，美国必须增加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中的卖方数量，从而降低各个环节中卖方的市场势力，特别是支配性卖方和中国卖方的市场势力。从长期来说，美国希望成为全球供应链中关键环节的卖方，进一步统治供应链。从这个意义上，供应链弹性报告反映出，美国需要的并不是由其拥有的全球供应链，而是一个受到它全面支配的全球供应链。全球供应链的高效稳定事关全球稳定，全球供应链的分裂或者二轨运行将极大地损害中国利益，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统一就是维护中国的利益，所以中国应该在全球供应链中充当黏合剂。中国应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购买者，成为驱动供应链的需求动力源。中国更应该扮演好供应链中的卖方角色，尽一切可能呵护制造业的每一个参与者，让世界相信在任何不可抗力下中国都可以稳定、持续的向世界供给。
赵伟 浙江大学
美国拜登政府的产业链供应链政策调整，其影响可以按照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时段构成的时间序列去看。
短期即1-2年内，是供应链重构冲击。受冲击的着力点在企业层面。疫情发生前，美国政府对华为等中国科技型企业在芯片等关键零部件的限供，已经导致许多企业关注供应链安全。疫情突然爆发加剧了这个势头，美日欧等国在华企业开始筹划将敏感技术生产环节迁出我国。由于中国率先走出疫情冲击复工复产，延迟了这个重构的过程。这个过程目前还在进行，估计未来两年还将持续。值得注意的是，供应链重构已经威胁到我国某些行业的扩展，最值得关注的是号称万亿产业的C919大飞机制造。按照早几年公布的该飞机制造蓝图，许多关键部件要么美国企业提供，要么美欧合资企业提供。可以预料的是，目前要上马批量制造这种大飞机，供应链安全系第一大忧患。
中期内即3-5年，是产业链、价值链重构。冲击的落点在产业层面，通过国际贸易施加影响。最大的影响是中国作为东亚价值链轴心地位面临威胁。此次疫情爆发前，经过加入WTO之后近20年的持续开放，我国已成为全球价值链三大轴心之一，其他两大轴心分别为美国和德国。其中美国作为北美价值链轴心，德国作为欧洲价值链轴心，中国作为东亚价值链轴心。所谓轴心就是制造业产业链的枢纽，所有零部件汇聚该地总装成最终产品再分销世界各地。东亚价值链在国际贸易层面有两个重要支柱，分别为美国和欧盟，二者分别占我国外贸的各四分之一左右。由于中美分道扬镳，供应链重构，中期内引出的问题多半是中国作为东亚轴心地位的变局，面临着被削弱的危险！
长期内即5-10年，是全球化分群。20世纪90年代掀起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是由信息技术革命引出的，基于2～4G互联网技术的突破。目前信息技术正进入5G和AI时代，随着这方面技术的迅速变革和应用，全球互联网分群势在必行。这方面一个基本的原因是，5G是万物互联的网络，这个网络最大的挑战是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全，各国将把防范安全风险置于首要地位。不难预料，中长期内，我国对外开放将遭遇越来越强的迎头风，外贸、外资、境外上市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的国际技术合作将趋于困难。
谢锐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针对拜登的供应链新政策，中国必须采取主动积极的应对策略。第一，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积极推动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紧密合作，培育多元化全球供应链网络；不断深化与欧盟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拓宽中欧经贸合作领域，降低供应链合作壁垒。第二，稳住中美经贸关系的基本面。以中美元首“云会晤”为契机，挖掘中美在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信息通信技术和生物医学等领域的合作机遇，增加供应链合作机会。第三，构建精准的产业政策体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加快供应链的固链、补链、强链和延链工作，并形成必要的产业链备份系统，加强供应链自主可控性。第四，加强基础研究。加大基础学科的支持力度，优化基础研究的设施和环境，攻克供应链“卡脖子”环节；支持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强基础研究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推动全球基础研究协同发展，促进中国及全球供应链的转型升级。
陈东 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
近期调研发现：一是小企业面临的卡脖子风险比中型以上企业面临的困难更大。说明小微企业更加依靠外来的技术，因而也更感受到风险；二是供应链受到的冲击较大。无论是面对上游供应商，还是下游客户，企业反映受到冲击均较大，且下游面临的冲击比上游更大。这反映了国内企业的供应链生态，仍然受到“两头在外”的制约，特别是国内消费力度较疲弱，消费仍然要靠外部市场。
针对上述困难建议：一是要把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工程提升到更高战略层面。在既有的各类政策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加大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小巨人企业、隐形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培育的支持力度。这一培育工程需要给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市场化支持，放手让中小企业来创新发展，政府做好精准服务；二是要加大对企业家的人文关怀。当前，国际环境风云诡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向深层次推进。在重大风险预期和不确定环境下，企业很难有长远的投资发展计划，容易出现发展战略短期化、投机化。这种情况下，国内的各种政策需要对冲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稳定企业家的风险预期。避免对待企业和企业家的态度出现波峰波谷，让企业家难以适从，最后选择以“躺平”来应对。
杨宏翔 绍兴市委党校
根据调研，结合拜登的供应链政策，主要有以下三点需要重视：一是调研了解到本地企业，尤其传统产业领域的绝大部分企业，近两年生产和利润也很好。企业家讲主要原因是我国疫情控制好带来的。企业家普遍担心，疫情过后，产业结构相似的相关国家制造业恢复正常，美国实行弹性供应链战略会对一些中小企业造成较大影响。二是调研了解到本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隐形冠军企业，融入国际价值链比较深，欧美是主要出口地，美国弹性供应链政策会对这些企业影响较大，企业家讲，虽然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但美国还未闭关，如果闭关对他们企业就是致命的。三是调研了解到部分关键原材料依赖进口，相关企业中原材料依赖进口度达到20%—50%左右。依赖进口的原材料类型主要为集成电路、芯片、晶片等电子元器件，先进生物、化学材料，先进钢铁、有色金属等新型材料，计算机及信息化终端设备等工业互联网设备等。调研了解到关键设备或零部件国产替代率不高，国外供货渠道多处于垄断状态，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应用率不高，部分应用软件受制于人。
魏建 山东大学
建议：第一，国家确定哪些为关键产业链，要求各个相关部委分工进行监测，并指定某特定机构汇总监测信息，定期报告。第二，对每一战略性产业链每一个环节进行“核心、紧密、弹性”分析。要求核心环节必须能自我掌控（如果当前不能掌控，制定出计划蓝图）；对于紧密环节，则必须有足够的影响力，确保供应；对于弹性环节可进行多个备份。第三，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共同理念，通过培训青少年、投资民生项目等等措施，推动强化与紧密、弹性环节所在国家的关系。第四，强化“循环利用”，提高产业链资源利用效率。中国是消费大国、制造大国，终端产品和制造环节的“废物”产出都众多，废旧电子产品、固废物、废气废水等的回收利用，不仅能大大减少污染，还能提高产业链的资源自足水平。
陈英武 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研究院
我的主要观点是“积极主动应对美国拜登政府竞争新政策”。首先，美国拜登政府竞争新政策具有战略性、持续性和聚焦性等特点。其次，美国拜登政府竞争新政策对我国经济社会影响深远并已经显现。从时间上看，短期影响已经显现，对我国供应链以及进出口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但长期影响更大，同时伴有诸多不确定性。从范围上看，不仅在制造业、科技领域，而且在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领域，如产业政策、能源、金融、人才、教育、网络、外交、人权、国防等诸多领域，美国都将遏制围堵中国。从趋势上看，美国针对中国的政策从总趋势来说不可逆，但也有可能在某些特殊阶段出于特殊利益的需要暂时缓和一下实施力度，因此也会出现反反复复的特点。再次，战略与策略并重，积极应对美国拜登政府竞争新政策。建议在战略层面，坚持自主创新战略和双循环战略不动摇。要尽快制定针对美国竞争新政策的科技创新及产业链安全计划，把事关国计民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供应链关键环节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建立产业备份系统，全力打造韧性供给体系。在策略层面，实行“粘性策略”“突围策略”。前者就是与美国斗争有理有利有节，斗而不破，不主动寻求与美国科技及产业的脱钩；后者就是以“一带一路”为重点，与美国积极争夺RCEP国家及欧盟的支持，逐步建立以我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新秩序。
张得煜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以半导体为例，美国报告认为美国半导体产业占全球半导体营收的近一半，但美国本土半导体生产能力所占的份额已从20年前的37%下降至约12%，可使用的材料、工具和设备来源有限且高度依赖国外，特别是在亚洲地区，这将造成供应链风险。此外，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流行期间，美国出现了部分半导体的短缺问题，这也表明半导体这类重要产品确保稳定、有弹性的供应链的重要性。该报告指出美国半导体供应链将会逐渐摆脱对国外的依赖，重新调整产业布局；在未来的数年内将大幅增加资本投入，建立弹性供应链；提供特殊政策，留住人才，确保全产业链的自主性和技术优势。美国的这一政策使我们认识到，半导体这类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防安全的重要产品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进行技术攻关。为此，我们必须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级化、现代化进程，梳理各关键产业链，制定产业链补链、强链的落实方案，确保重要产品、重要组件和部件的国产化；重视“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在“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方面重点引导和扶持，支持企业在其细分领域深耕细作，成为“隐形冠军”；同时，我国应加大高科技人才的吸引力度，通过各种激励措施和优惠政策让优秀人才，特别是海外优秀人才回国创业，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