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以主权独立为根本底线、自主可控为首要原则、灵活单边为策略方向的开放战略，是中国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驱动源泉，也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必然选择，更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维稳攻坚的中国智慧。中国实施独立、自主、单边开放战略，应当遵循尽我所长、强我所短的“强根基”，以及战略稳定、策略机动的“促开放”路径。面对当前全球产业链内向化、区域化、多元化和政治化的重组格局，中国应当以独立、自主、单边开放的基本立场和实施路径，应对好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全球产业链重构，全力推进由内需牵引的“主场”经济全球化。中国应进一步以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的开放根基，培植应对信心；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倡议举措，提高应对效率；以数字化赋能产业链协同的灵活化创新，开拓应对手段。
关键词：独立 自主 单边 对外开放 产业链重构 应对策略
一、引言
构建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适应和引领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风险和冲突不断加深，尤其是“特朗普2.0”激起的贸易保护主义、沙文主义和孤立主义浪潮，破坏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遭遇严峻挑战，过去以出口驱动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模式走向落幕。面对当前全球产业链深度重构的剧烈冲击，中国应当如何有力应对脱钩、断链和围堵的冲击，依托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体制支撑和发展基础，锻造以国内市场为“主场”、国内需求为“引擎”的经济全球化“新形态”（刘志彪和凌永辉，2020），开创更加开放多元、安全高效、稳定自由的国际产业网络系统，是中国亟待探索和实践验证的时代议题。
长期以来，中国秉持独立和自主原则实施对外开放战略，逐步确立全球性贸易大国的牢固地位，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日益凸显，坚定推进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打造遍布五大洲共30个国家（地区）和23个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合作网络体系。尽管目前遭遇二战以来最严峻的经济全球化逆流，但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门始终敞开。2024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远景目标中，提出要“扩大自主开放”和“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202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中明确指出，中国将“继续和世界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出台更多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政策”。202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必须“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面对以特朗普政府为首，阻碍和扭曲经济全球化的一系列“倒行逆施”，中国在巩固独立和自主开放现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健全更加公平、透明、规范和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进一步扩大和释放中国的庞大市场潜在需求，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大力度实施更加积极、灵活、可行的单边开放战略，这是中国应对、融入和引领全球产业链体系重组的必然选择和战略举措。当前，关于中国主动推进和开展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以及独立、自主、单边开放战略的实施条件和方式，国内各界仍存在诸多疑惑、偏见，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其中，包括对中国承担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引领责任缺少信心的言论，也不乏对进一步实施开放战略能力的顾虑。更有甚者，少数主张提出对特朗普政府的无理要求和霸权行径，采取听之任之或不作为的“冷处理”方式。鉴于此，本文将结合国内外发展的全新局面，深入阐述与分析中国独立、自主、单边开放的内涵、意义和实施路径，探讨在全球产业链内向化、区域化、多元化和政治化的重构格局之中，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对外开放新思路和新举措。
二、独立、自主、单边开放的内涵特征和战略意义
（一）独立、自主、单边开放的内涵特征
1.对外开放的独立性
“独立”（Independence）是不同主体间不存在隶属、附从或依赖关系的属性。从某种意义上，对外开放的独立性更偏重表现形式，从根本上体现为实施对外开放的经济体主权，即对内的最高权、对外的独立权和自卫权，其重要标志是领土主权和完整（兰毅辉，2010）。因此，中国采取独立的对外开放战略，主要包含两个维度：
第一，坚定捍卫中国自身的独立主权，深化统筹国家安全和对外开放。重视中华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军队力量的巩固建设，不断提高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实力，构筑起维护国家主权独立性的牢固支撑，严格防范各类损害国格、单方让步、妥协投降的不平等开放的事件。必须兼顾深化对外开放和保证国家安全，避免重蹈闭关锁国下虚幻空想的独立道路。在持续深化对外开放过程中，有力保障和全面夯实中国的主权独立性，并且以扩大创新外溢、激发改革活力、优化要素配置、提高居民福祉等正向效应，滋养和强化中国对外开放独立性的内在底气。
第二，尊重他国独立主权，秉持奉行平等、尊重、互利、互惠的国际合作原则。弘扬和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准则，承认和理解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必须恪守尊重各国主权的红线，反对人权高于主权、“长臂管辖”、煽动分裂等霸权压迫和侵略行径，制定和实施不带任何政治附加条件、不采取胁迫强制手段、不存在干涉或歧视色彩的对外开放政策，推动形成独立主权经济体之间互惠、平等、和谐的国际合作。
2.对外开放的自主性
“自主”（Self-direction/Autonomy）是主体决策活动的自由度和主动性。对外开放的自主性涉及经济体的行为内核和内在意志，其本质在于改革路径、策略手段和具体模式的自主选择权。中国的自主对外开放道路，必须紧密遵循“以我为主”的三大核心：
第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需求满足为核心目标。中国推动和深化对外开放的根本宗旨，是实现广大人民物质和精神层面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快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国自主规划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和具体措施过程中，必须围绕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首要任务，坚定树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目标，贯彻实行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和阶段性要求的对外开放策略，释放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赋能效应。
第二，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人民根据自身诉求和现实条件，自主确定对外开放合理形式、科学步骤和可行领域的体制基础。必须加强党在对外开放领域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宏观调控的稳定器和助推器作用，深度释放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主体有机结合和协同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引导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应急管理体系和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构建自主可控、安全稳定、以人为本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范式。
第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核心指导。作为兼具科学性和革命性、实践性和发展性的完整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开创独立、自主、自强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王淼，2023），并且通过与中国传统文化、实际经验和时代趋势的有机结合，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施对外开放战略中的指导地位，可以确保中国共产党深化改革开放的领导地位，使对外开放的政策方向不背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衷本心，不受资本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西方普世价值论等落后或消极意识形态的渗透、侵蚀与操控。
3.对外开放的单边性
“单边”是对外开放对等性、双边性、多边性要求的适当放松。面对此起彼伏的“去全球化”的呼声、风起云涌的地缘对峙冲突，以及客观存在的国际发展鸿沟，对外开放单边化策略是对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有益补充。长期以来，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同领域、不同阶段、不同途径的援助发展和合作倡议，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单边开放的策略取向。近年来，中国向更大范围的经济体单方面主动开展和拓宽经贸往来，在不违反或破坏现行国际规则的基础上，为全球市场提供基本不受协议约束的广阔机遇和多元选择。由此呈现出两个方面的独特优势：
第一，开放姿态的积极性。单边开放强调对外开放实施主体的“单方面”，以及推行对外开放一系列举措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单边”不等于“单边主义”，后者突出对外开放惠及主体的单方面，旨在通过意识形态的强制输出，以及对国际共识和多边性协议的歪曲、忽略、回避，实现自身利益和权力最大化，是化友为敌、短视近利、消极封闭的对外开放思维。中国对外开放的单边性，体现在“反求诸己”的开放姿态和“宽以待人”的合作机制，依托于自身禀赋和比较优势，主动打造约束小、限制少、阻力弱的沟通互动渠道，单方面提供双边深入了解、增进交流、互信互通的平台机遇，达到扩大合作、深化互联、化敌为友的效益成果。
第二，开放模式的灵活性。单边开放的自由度和调节空间较大，只依赖于一方初步的主动开放，不拘泥于双方同步严格执行的对等条款，很大程度上降低对外开放协议层面的硬性要求和程序标准，简化双边合作谈判的流程环节和具体内容，缩减各类开放措施正式实施的时间和成本损耗。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Neo-liberal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的兴盛蔓延，决定了当前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难以实现完全民主和权利平等（Peter，2008），甚至会偏向性扩大处于经济、政治、技术等中心地位的发达经济体的利益，加大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隔阂和差距。这既是由于不同经济体之间经济发展、政治体制和核心技术差距的客观制约，也有资本主义激化和转嫁内部矛盾惯性的深重影响。因此，在全球制度安排与规则体系尚未根本扭转的现实情况下，相对灵活、自由和弹性化的单边开放，则呈现出重振全球化信心和国际合作精神的突出优势。一方面，单边开放高度尊重不同经济体的自主选择，并且凸显出对外开放实施策略的主观能动性和大国担当；另一方面，单边开放减轻双方国家所承受的开放压力和不确定性，形成不要求同频一致、完全对等开放的容错机制和试错地带，能够适应、调和、柔化，甚至改变“慢全球化”（Slowbalization）背景下相对紧张、谨小慎微的全球贸易和治理合作局面。
（二）独立、自主、单边开放的战略意义
中国实施独立、自主、单边的对外开放战略，是以主权独立为根本底线、自主可控为首要原则、灵活单边为策略方向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路径。
1.独立、自主、单边开放是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驱动源泉
面对日益严峻、充满挑战的国际经贸环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国构筑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高地，必须同国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方向、全球产业分工的重组趋势、深化开放合作的国际共性目标相适配，把握制度型开放、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均衡发展、内外贸的一体化、安全高效的政府监管、高水平的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等关键抓手。独立、自主、单边开放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是开辟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新路径的驱动源泉。一是独立、自主、单边三大方向为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建设提出严格遵守的基础准则和自主可控的选择空间，是中国部署、制定和实施深化开放举措的稳定器和参照点。二是坚守独立和自主的前提下，单边开放在政策和理论层面突出强调，明确深化对外开放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思路，有序松解过去存在的硬性限制和固定模式，深度匹配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的现实要求和重点目标。
2.独立、自主、单边开放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必然选择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不走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中国发展难逃“一潭死水”的结局。独立、自主、单边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同新时期国际发展形势相结合的演化结果和阶段选择。一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演进，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余年奋斗史和近五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充分反映独立底线和自主原则的重要意义，检验证明单边策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独立、自主、单边开放，是以开放促改革实践中长期积累、科学验证、汇聚总结出来的有益经验（崔友平，2018），是当前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必须吸收、传承和补充的珍贵素材。二是对外开放政策要避免刻舟求剑，必须根据全球当前所处时期的新趋势、新动态和新挑战，客观分析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方向、新重点、新举措。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和着力推进单边开放的具体实践，是基于新时代经济全球化发展格局，对独立和自主对外开放理论和政策的重大突破和调整升级。
3.独立、自主、单边开放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维稳攻坚的中国智慧
当前，经济全球化长期处于“慢车”状态，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矢志不渝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并且探索生成自我革命、平等和谐、共治共享的国际政治经济新体系（周文和李超，2022）。独立、自主、单边开放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广泛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幸福追求为核心目标，统筹兼顾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关键诉求，是为经济“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添薪加火的中国方案，集中展现全球化进程之中攻坚克难、护航维稳的中国智慧。一是在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和贸易网络的历史进程中，独立、自主、单边开放展现出无可比拟的突出作用。如通过中美建交的破冰合作、“一国两制”的伟大创造，以及对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医疗、教育、农业、基建等援助，中国成功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加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WTO等，大幅提高了中国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综合实力。二是在“慢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独立、自主、单边的开放政策与时俱进，为促进经济全球化持续注入动能。例如，面对中美贸易争端，中国通过深化“一带一路”合作及多轮高层对话予以回应；在全球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共享数据并为80余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俄乌冲突爆发后，中国以中立立场积极倡导和平解决冲突；此外，单边放宽过境免签政策，以及对欠发达经济体实施零关税待遇，均充分体现了中国开放战略的定力与智慧。
总而言之，中国实施的独立、自主、单边开放战略，是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社会环境中，大国经济实现高水平开放的可行路径。这也是中国积极融入、主动参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导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兼顾主权安全和开放发展、原则性和机动性、长期性和灵活性的主要内容。
三、独立、自主、单边开放战略的实施路径
相对稳定、深厚广阔、开放共享的国内市场生态，以及影响力强、话语权高、节点意义突出的“主场”经济全球化地位，是实施独立、自主、单边开放战略的基础能力和前提条件。因此，结合对外开放独立性、自主性和单边性之间相互交织、融合共生的关系，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战略措施，应遵循“强根基”和“促开放”双维度的基本思路。一方面，“强根基”的本质是尽我所长、强我所短，必须释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这个“主场”的内生优势和潜力，降低关键技术领域劣势，增强全域治理韧性和风险防范信心，为全球市场贡献更开阔、优质、包容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促开放”的要求是战略稳定、策略机动，必须以制度型开放为远期战略方向，采取灵活机动、多元并进的开放措施，树立和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合力推进和谐、共赢、普惠、均衡发展的全球化。
（一）强化独立、自主、单边开放的内在根基：本土优势、技术突破和风险韧性的三重维度
1.挖掘释放国内禀赋和潜在优势，构建内需主导型的全球产业链体系
第一，深度开拓本土市场优势，营造机遇多元、规范高效、透明便捷的国内营商环境。统筹好国内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一方面，要清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度行政干预和歧视性政策，厘清市场正常运行和政府宏观调控的边界；另一方面，应提升政府服务水平，不断优化产业政策和督查制度，为形成“消费—投资”互促循环和破解国内“内卷化”不正当竞争提供法律、财政、金融、治理监管等方面的必要引导，消除遏制国内消费潜力和市场活力的一系列梗阻。
第二，发展好和运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制度，创造预期可信、健康可控的经济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高度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同胞友人的智慧力量，必须依托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全国一盘棋的强大机制，逐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创造预期稳定、安全健康的国内经济环境、政治生态和社会氛围。
第三，充分发挥大国的优势地位，探索建设“我为人人”的国际产业分工和协作机制。加速国内超大规模内需潜能向实际有效需求的转化，依托于庞大深厚的国内市场空间，塑造超越静态比较优势的“主场”内需引致型产业链循环。通过压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扩增数字贸易和服务贸易试点、放宽外国人才过境免签等，营造本土市场竞争国际化的生态环境，让全球共享国内统一大市场带来的中国机遇，巩固和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之中的分工地位和嵌入程度。
2.弥合前沿理论和核心技术断层，筑牢强化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底气
第一，动态调整和创新国内人才培育模式，塑造高素质、全方位、大规模的人力资本“蓄水池”。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开发建设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领域的细分专业，增设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教育的数字技能应用课程。由政企校共同牵头，提供面向全龄化人群的数字素养培训项目，打造技能型、研究型、应用型和管理型的全方位人才储备。
第二，重点改革科研管理机制，提高政府支持力度的集中度和精准度。基于尊重科学和以人为本的原则，推进优化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人员管理、经费支持、绩效考核和成果共享机制，合理扩大前沿领域研究和成果转化的容错空间，聚焦支持科研人员主攻基础理论、公认科研难题、非共识领域，完善中国科技领域的新型举国体制，探索以枢纽节点为靶向的精准化、分层化、梯度化创新激励模式（安同良和闻锐，2024）。
第三，打造“研发端—应用端”双向互促、循环反馈的技术落地机制，适当缩减重点科研成果“项目论证—试验开发—市场转化—推广普及”的流程。尝试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长效机制，分领域、针对性地加强研究立项和实际应用的市场导向，健全优化技术产品和科研成果的协议定价、拍卖交易等市场化方式，分层、分级、分类创设非涉密技术的创新链图谱和周期性报告，提前布局科研成果在价值核算、资产评估、使用权和所有权转移等方面的纠错机制。
3.加快建设高韧性的产业链体系，完善内外部风险识别和化解机制
第一，实施全球产业链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的国内备份工作，逐步开展境外产业本土化运转的压力测试。继续提高中国“链主”企业外向型深耕能力的同时，深化其对国内上下游关联部门的牵引协同效应，以强链补链为目标畅通国内跨区域的产业转移合作平台。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节点产业环节与领域，引导实现本土化复制和国内化备份，以及重点战略资源的保供储备，探索开展备份产业链境内运行的阶段化和周期性“压力测试”。
第二，加快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建设“脱虚向实”“以虚养实”的良性经济生态。夯实牢固实体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根基地位，围绕国内实体经济的卡点领域和堵点环节，通过深化改革中小银行、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健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体系、推进金融监管模式创新、优化升级融资结构和金融产品（夏杰长和李銮淏，2023），加强优质金融资源的“定位引流”，提升虚拟经济服务实体产业的综合能力。
第三，健全创新重大风险预判、识别和警告机制，丰富完善贸易救济和摩擦应对手段。构建全方位、宽领域、多主体的贸易争端观察站和案例库，健全境外产业链危机研判、识别和预警体系。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广链接”“深交互”的功能属性，强化中央—地方、政府—企业、境内—境外、党中央—人民军队之间的联络机制和反馈渠道，提高防范、应对、化解内外部风险的速度和准度，从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多元维度全面提振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的自信和勇气。
（二）促进独立、自主、单边开放的多元路径：长期主义战略和短期灵活战术的协同式赋能
1.稳步推进各领域的制度型开放，以制度规范全球产业链协作
第一，向内优化、整合、统一国内开放体制和政策口径。针对航运标准互认、交通设施协同，以及贸易纠纷仲裁和外资审查规范等领域，率先实现京津冀、长三角、闽南金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极点”地区的区域一体化。经过特定时间的实践检验和经验积累后，推动相关成熟制度的扩散和外溢，形成更大范围的区际协同，最终形成全国高度统一、标准互通、系统互联的对外开放体制。
第二，向外衔接、对标、引领国际制度。适时对接和推进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高水平国际制度安排，并且围绕现有的“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和《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倡议》等既有共识，深度参与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以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统一私法协会、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等组织的全球经贸规则谈判，提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网络中的辐射力。
2.探索试行多层次灵活开放模式，多维开拓国际合作的朋友圈
第一，针对不同产业领域的各类行业部门，采取有节奏、有层次、有范围的深化开放策略。在秉持深化对外开放这一主线的基础上，贯彻中国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的清零政策，实施服务业、农业领域外资准入宽松和稳步放开，并且全面落实、健全和优化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管理体制。
第二，扩大灵活自主的单边开放，积极开拓全球范围内的跨境贸易网络和产业合作空间。重视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部分发达经济体的谅解备忘录（MoU）、合作备忘录（MoC）等低约束力、非强制性国际协议，继续发挥零关税待遇、无偿援助、单方面免签入境、区域合作论坛、主题化国际会展等单边开放措施的灵活化和自由化优势。聚力搭建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性组织（NPO）、民间外交等小规模、具体化、低成本、自发性的对外开放渠道，采取先“遍地开花”和“广结好友”，再“择优发展”和“重点培养”的弹性合作模式。
第三，依托多元化的新兴技术和平台设施，创新试行对外开放新模式和新途径。凭借5G、3R、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等新兴技术和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加速推动传统贸易出口基地的无纸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探索中医药、语言、人力资源、知识产权等特色服务基地的高效率、高质量出海模式，规划发展和创新治理高标准、高水平的数字自由贸易试验区（港）。
3.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新型经济全球化的精神引领
第一，推动双边和多边对话协商机制的高水平发展，维护恢复全球化进程的合作成果和交流网络。全力支持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协调国际事务的核心功能，但也要避免掉入盲目迷信、单纯依从的技术主义陷阱，必须最大程度保留和维持全球化所创造的发展机遇和沟通渠道。坚决杜绝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非理性对等制裁，面对“制裁—反制裁”循环引致型的脱钩策略，必须防范受其诱导和牵制。针对双边贸易和产业合作痛点，采取必要外交抗议和制裁回击的同时，更应强化对话协商机制的调解和抗衡功能。一方面，加强双边和多边性交流协商，管控重大分歧和突出矛盾，调解和逆转贸易摩擦和经济制裁措施；另一方面，以多元化、分散化、可替代化的跨境合作新网络和新空间，部分抵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在半导体、农产品、铁矿石等领域单边制裁的消极冲击。
第二，弘扬全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以求同存异理念稀释和弱化全球合作的壁垒因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在达成更多基本共识的过程中制度安排的灵活性，它并不追求整齐划一的区域秩序格局，或者某一类文化的至尊性和优越性（黄瑶和林兆然，2023）。因此，必须弘扬求同存异和互尊自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有效控制、稀释、弱化文化制度和价值观念差异所引致的经贸合作壁垒和产业链“断裂”风险，共塑有利于“再全球化”的合作生态和沟通环境。
第三，共商共建面向未来、包容平等、共赢普惠的新秩序和新体系，提升应对突发风险链式反应的敏锐性和高效性。愈发不确定、不稳定的世界发展格局背景下，具有前瞻性、包容性和确定性的全球治理方案就愈加重要。中国应当优化改革国际公共产品的生产、分配、供应和监管机制，针对美国单边主义下的“对等关税”大战、全球新冠疫情、巴以冲突等重大危机中国际组织和国际法所暴露的程序问题、结构弊端、效率局限、流程漏洞和权力失衡，积极推进国际制度层面的优化改革，探索能够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周期规律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提出全球性风险和危机事件应对机制在灵敏度、可信度、精准度层面的未来目标方向。
四、中国方案：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独立、自主、单边开放重点举措
当前，全球产业链正在向内向化、区域化、多元化和政治化的趋势演变发展，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鼓动和胁迫其他经济体开启“新冷战”和“去中国化”（张二震和戴翔，2022；易小准等，2023）。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观背景下，立足于独立、自主、单边开放的“强根基”和“促开放”双维路径，中国应当如何更加积极直面、科学应对，甚至主动引领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格局？鉴于此，中国必须从培植应对信心、提高应对效率、开拓应对手段入手，强化独立、自主、单边开放的基础支撑和禀赋优势，深化创新独立、自主、单边开放的政策举措。
（一）以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的开放根基，培植应对信心
以独立、自主、单边开放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内在根基之上。中国应从经济动能和国防保障两方面，继续扩大国内市场质和量的双维优势，在深度挖掘和释放潜在内需的条件下，夯实融入、推进和引领“再全球化”的中国信心，培植中国产业链独立、自主、安全跨境延伸的底气。
1.提升国内新质生产力，培育与之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
第一，以新型支柱产业为发力点，加速增强和提升中国的新质生产力。数字技术、大健康及生命科学、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等新型支柱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刘志彪等，2024）。因此，必须重点培育和精准扶助数据加工处理、云计算科技、区块链系统、人工智能研制、核心材料制造、工业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设计等典型赛道的专精特新企业，统筹利用各级部门的专项资金、投资引导基金、天使投资母基金等，通过信贷风险补偿、应收账款质押、贷款贴息、融资担保等途径，创新银行、担保公司等机构的多元融资方式，注入更大规模的优质和耐心资本供给，尝试以“一企一策”和“一事一议”模式，对新型支柱产业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给予优先支持。第二，以新型生产关系为主引擎，推动构建优化生产力释放的制度生态。从资本制度、行业规则、分配政策、人才培养和市场运行机制等层面，协同突破当前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性限制，塑造有利于深度激活，甚至进一步迭代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因此，要基于知识劳动价值论，围绕股权制度和人力资本估值等议题，建立起更加重视人才、知识和创造的产权制度；要运用好服务业的高渗透性和高兼容性，以较难被数字技术或智能设施所取代的具身体验和高端创新为重心，引导更广领域、更宽范围、更深层次产业数字化改造的同时，也要从顶层设计和职业教育层面，转变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贬低和歧视服务业的偏激取向，坚持以人为本地扩大旅游、艺术、医疗、教育、健康等服务业规模，塑造既能形成高质量就业的转移通道和吸纳仓，又能深度赋能供给端升级，并且兼具人文化和柔性化特征的产业生态。
2.加快发展新质战斗力，巩固完善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
第一，坚持深化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健全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重塑军工组织管理体制，建立军地政各方共同参与的高效协调机制，实施国防动员体制改革，科学配置党政军系统国防动员职能，提高应对军事威胁的战略筹划能力和水平。第二，推动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的高效融合机制，提升防范内外部风险的综合水平。完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健全竞争择优、正向激励机制，促进军事工业领域的核心能力建设，着力加强研发生产、持续供给、自主可控、平战转换等关键能力。形成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互促反馈的畅通机制，主动识别、培育、运用可服务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前沿尖端技术（李明等，2025）。以军民科技的良性互促和局部共享，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增加新质战斗力比重，提升中国经济、政治、社会风险防范的综合能力。
（二）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倡议举措，提高应对效率
以独立、自主、单边开放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必须发挥中国广阔市场内需和先进制度生态的禀赋优势。依托于渐进式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三零”政策倡议，中国打造全世界共享的产业合作和竞争“黑土地”，针对以美国向绝大多数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为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形成强而有力的化解对策和制衡力量。
1.持续推动进口关税的稳步降低，以零关税倡议提供内需主导型的中国机遇
坚持履行中国对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针对更大规模、更多领域的服务和实体产品，进一步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通过谈判、参与和签署更深层次的自贸协定和优惠贸易安排，加快扩大符合协定税率优惠条件的原产地国家和地区范围。在此基础上，考虑向对华长期友好，以及部分态度中立的发展中国家或发达经济体，逐步试行部分内容，甚至是绝大多数产品目录下零关税的相关政策。依托于相对成熟和系统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特色出口示范基地、综合保税区等，中国应探索设立相对便捷、简化的免税清单制度，尤其针对医疗器械、重点原材料、农业种子、元器件、绿色产品等，采取更积极、强力和持续的免税举措。通过开放先导地区零关税清单经验的汇总分析，形成可行性、科学性、普适性强的零关税商品目录和监管模式，由海南自由贸易港、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重点自由贸易片区的零关税试点，有序向国内其他地区扩散，最终形成全国范围内趋近于零关税标准的开放新体制。以零关税导向的中国市场深度开放，促进国内庞大需求向实际有效需求的全方位转化，不断扩充由中国内需主场驱动、资源全球共享的全球化中国机遇。
2.加快打破冗余隐性的准入限制，以零壁垒倡议营造规范、透明的开放生态
全面落实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清零的政策承诺，针对农业，以及金融、教育、医疗、文旅服务业等开放力度相对保守的领域，加快取消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商品检验、海关定价等非关税壁垒，有序推进外汇管制政策的深化改革，降低国内市场准入的门槛限制，通过鼓励债券发行、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等途径，以及不断优化外资并购规则和交易程序、减少外资进入审核和退出批准环节等措施，进一步加大对境外机构的投融资支持力度。除此之外，还要从文化理念、规范标准等方面入手，收敛其过度碎片化、割裂化、差异化的梗阻效应。一方面，弘扬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思想，持续推广“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内的国际制度性成果，打破资本主义主导下狭隘的“生态正义”和错误的“文明冲突论”，提供防范全球产业链断裂风险的协商机制和博弈策略，减少全球产业链协作的价值观隐性屏障；另一方面，积极对接高水平国际经贸安排的流程规范和监管标准，尤其针对服务业可标准化成分的标准化建设，对内实现国内住宿餐饮、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业，企业机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评价，以及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标准的建设和整合，对外围绕碳排放交易机制、数据本地化存储、个人信息隐私、数字平台治理、原产地认证等关键前沿领域，开展监管体系和相关规范的对话谈判，降低对外开放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对接压力，打造更加开放、公平、透明和便利的国内营商环境。
3.重点改善扭曲无序的补贴措施，以零补贴倡议收束跨境产业合作不稳定性
小范围、弱程度、低频率的产业补贴政策，是保护幼稚期企业成长和规避市场垄断势力的合理手段。因此，中国零补贴倡议的阶段性突破口，在于消除歧视性、大额度、强干预、低效率的政府补贴。针对出口退税、抵免出口税等补贴性政策，中国必须逐步调整、完善、改进，进而取消和禁止相关措施。围绕纺织、化工、锂电池、家具和玩具加工等高污染和高耗能的行业部门，以及钢材制造、光伏等原始创新少、内卷竞争激烈的内容成分，推进出口补贴额度的收紧工作，加速提高出口退税标准，淘汰清退国内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激发传统优势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新竞争力培育，制约补贴性措施对全球产业链网络风险和成本的连锁、叠加、放大效应。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特种钢材、医药生物技术等高端新兴领域的补贴措施，中国政府也必须保持审慎适中、循序渐进的实施步骤，改变一拥而上的暴增式或突击式策略取向，提高中国市场开放竞争的公平性和产业生态的可预期性。
（三）以数字化赋能产业链协同的灵活化创新，开拓应对手段
以独立、自主、单边开放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应当重视数字化趋势开辟单边开放新路径、新渠道、新载体的赋能效应。通过数据要素、数字技术、数字平台和关联业态，中国延伸出国际技术合作、跨境数据贸易、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订购服务等对外开放领域，开拓跨境产业链交互和联动的空间渠道，并且深化赋能单边开放模式的灵活性、广延性、多样性，创新应对全球产业链重塑的新型手段和载体。
1.以数字化打通跨境产业“双线”空间，创新对外开放的业态内容和模式
第一，以数字产业化发展和产业数字化改造的强劲动能，打通线下和线上产业链各环节的“实”“虚”二元空间。加快破解区块链、光刻系统、电子设计自动化（EDA）、操作系统等“卡脖子”技术的桎梏，提升产业链主体之间“实”“虚”维度互动、合作、集聚的关联度，创造出全球产业链在数字空间和物理空间之间不同比例、不同领域、不同阶段的灵活化布局选择，一定程度上规避传统跨境产业链必然存在的地理性、行政性和文化性壁垒。第二，以数据要素、数字技术、数字平台和新型业态为驱动引擎，不断开拓跨境产业合作范式和国际贸易形态的边界。中国应以数字化激发个性化、碎片化的国际市场订单需求，加速三次产业门类下不同行业的数字化改造和渗透，催生和培育出生产商、物流供应商、批发商、分销商、零售商、消费者、政府监管部门在内的一体化数字产业链全域生态，开拓以跨境数据贸易、数据产业链、虚拟产业集群、数字会展为典型的国际合作新范畴，扩大全球产业生态边界和国际市场空间。
2.以数字化加速跨国企业网络平台延展，赋能开拓单边开放的灵活化途径
第一，以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开拓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渠道、新空间，培植中国跨国公司多元化进入、广泛化驻扎、高水平外溢的全球产业网络。中国以5G基站、高铁建设、新能源机动车、航天航空等技术的优势领域，扩大国内企业跨境运营的地域和业务范围。进一步加大国家电网、华为、腾讯、小米、海尔、蚂蚁科技等明星跨国公司走出去扶持力度的同时，必须重视以阿里巴巴、百度为代表的数字平台主导型跨国公司。以数字技术为基底、数字平台为支撑，开拓全球产业集聚和协同合作的平台型跨国企业网络。第二，以数字化赋智单边开放策略的灵活化、自由化和多样化，为全球产业链合作冰释前嫌和重建复苏，开辟可容错的机动性策略。中国必须普及推广3R、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等数字技术和相关基础设施，依托数字平台的广泛连接性、无线延展性和边界模糊性，激活民间协会、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个体户直播电商、境外云创业、IP文化外交、线上研学交流等新型对外开放形式，创造以自然人为国际“微循环”载体的灵活途径，开拓局部化、小型化、细分化的潜在产业合作空间。
五、结语
本文阐述了中国独立、自主、单边开放的内涵特征、战略意义和主要前提，并提出“强根基”和“促开放”两大维度的实施路径。立足于全球产业链内向化、区域化、多元化和政治化的重构格局，中国实施独立、自主、单边开放战略，要以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的开放根基培植应对信心，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倡议提高应对效率，以数字化赋能产业链协同的灵活化创新，开拓应对手段。
中国推行新一轮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是立足于大国经济的基本盘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目标，以庞大深厚的国内市场动能，深化畅通国内和国际经济循环的必然选择。尽管当前面临强劲逆流，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是不可阻挡的。独立、自主、单边开放战略，既明确了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参与者、推动者和领航者的使命责任，也描摹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和可行路径。中国将以自身的市场壮大与繁荣稳定，带动全世界的开放共赢与风险共担，引领全球产业链的新一轮重塑，构筑互信和谐、普惠包容的国际产业网络生态和协作机制。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銮淏（通讯作者），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亚太经济》2025年第 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