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为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本文重点从理论角度辨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若干关键性问题,试图廓清当前社会各界对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认识误区。新质生产力是以智能技术尤其是“算力”为代表的新型生产力,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互为前提、互为补充。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基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过程则是对产业体系的重塑。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意味着经济战线干、其他战线看,也不等同于先进地区干、落后地区看,在方法上要选择对产业的智改、数转、网联的联合行动。基于我国政府主导发展型体制的特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还要预防可能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与问题,如针对新质生产力的“新瓶装旧酒”、一哄而上、泡沫化以及新一轮产能过剩等。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智能技术革命;产业体系;产业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条件下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为中国经济塑造持续稳定发展的动力机制,同时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底气所在。我们除了要从理论上准确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概念范畴及其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系外,还需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过程中采取有效措施,提前防范一些认识误区,通过机制改革创新,解决可能阻碍新一轮发展的某些问题。
一、对新质生产力理论范畴的理解和认识
(一)新质生产力是否存在明确的内涵边界
一些理论认为,“新质”本身就不可能有明确内涵和外延,因为这一词语是随着技术发展而不断更新的名词,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设立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明确的宏大目标性的概念,实践中容易使人摸不着头脑,既容易产生“新质生产力是个框,什么都能往里装”的不良后果,也容易陷入“既要又要还要”的逻辑。确实,新质生产力是技术取得革命性突破后催生的、以当时先进技术和新产业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这个概念具有历史性、阶段性和动态性等特点,其内涵和外延是随着技术变革而变化的。从技术革命的角度看,生产力的发展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五个力”的演化过程,即“人力—马力—电力—网力—算力”,每一次技术的重大变化,都对应着不同质态的生产力,带来新的产业,创造新价值,形成新领域、新优势、新赛道和发展新动能。因此,在社会日渐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现实条件下,新质生产力就是以智能技术尤其是“算力”为代表的新型生产力,它的内涵边界是可以确定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这就涉及对衡量新质生产力的“效能”的认识。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衡量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关键指标,它反映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除了劳动和资本投入之外,由技术进步、管理创新、组织变革等因素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和估算方式,目前理论界还存在一些争议,并没有形成规范的共识,因此可能在实践中某些地方为了数字好看,可能操纵或滥用计算方法。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统计上是可以对测量方法进行权威、标准化规定的,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地区,就不会存在这些问题。
此外,社会上有人对目前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动机存在误解,认为这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背景下,因开放发展受阻,对原有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又难以进行,故而指望依靠科技创新来发展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点说得很明白,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因此加快改革开放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手段和工具。扩大和深化开放既是改革,也是创新,它可以有效地拓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一是要苦练“内功”,即要加大对内开放的力度。这是过去强调不够、做得不好的地方。加大对内开放就是要加大对民营企业和公民个人开放,尽快撤除各种阻碍市场建设的制度性壁垒,尽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二是勤修“外功”,就是要进一步实施高水平开放。当前形势下就是要破除万难,积极主动实施“单边自我开放”,高度防范可能出现的“内置化”的、独立的、自我循环的发展倾向;同时,要高质量实施“走出去”战略,更加务实有效地汇聚和用好全球高端创新要素。
(二)理解新质生产力的两个重要视角
1.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新质生产力
第四次工业革命下的生产力变革,从当前来看,就是以“算力”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表现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在新的组合或升级下实现生产力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破。
我们可以从四个维度理解第四次工业革命下的新质生产力:
一是质与量的关系维度。新质生产力的“新质”,是指质变(生产力飞跃性突破)而非量变(生产力增长过程)。生产力质变与动摇产业基础逻辑的技术革命密切相关,从“人力—马力—电力—网力—算力”的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代表质变,都形成新质生产力。
二是时间的接续性维度。每一次工业革命推动形成的新质态的生产力,都有与其相适应的主导产业体系和结构。在当前的“算力”时代,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都是可能主导未来生产技术路线的新技术,将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
三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技术维度。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由智能技术推动,与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比如,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预训练大模型的基础上实现数据、算法、算力在研发层面上的功能性深度融合,技术通用性大大扩展,也更容易与自然语言形成融合,从而使这项技术可以真正融入千行百业。
四是新质生产力的构成因素维度。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构成生产力概念的三种基本因素,在新质生产力范畴下,这三种因素也会相应发生新的质变。新质劳动者,主要是指熟练掌握了网络数字技术的知识型、技能型劳动要素。新质劳动资料,是指数字技术赋能的劳动手段。新质劳动对象主要体现为伴随新技术变革而出现的新材料、新要素,数据资源将逐步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
2. 新型工业化与新质生产力
从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新型工业化”到党的二十大明确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新型工业化的内涵与外延不断丰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与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体两面,两者相辅相成、殊途同归,并存在动态的良性互动:
第一,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的内涵相通,方向一致,两者具有融合性。新型工业化的本质,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是其关键特征。而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也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第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动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能够为新型工业化提供新增长点和竞争优势。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可以弥补我国在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等方面的短板和不足,助力解决关键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当前以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需要重点发挥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作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撑作用、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保障作用。
第三,推进新型工业化能够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要求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多个产业领域的支持与配合,也会带动这些相关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从而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新质生产力。
二、新质生产力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系
产业体系是生产力的承载和表现,生产力形态的演化与产业体系的变迁密切相关。从历史的维度看,每一次工业革命推动形成的新质态的生产力,都有与其相适应的主导产业体系和结构。在“马力”时代,产业体系和结构以纺织工业、手工机械工业等产业为主导;在“电力”时代,产业体系和结构以电力工业、石化工业、钢铁产业、机械工业等产业为主导;在“网力”时代,产业体系和结构以电子信息、网络通信等产业为主导。在当前的“算力”时代,现代化产业体系将由颠覆性技术孕育的未来产业、不断壮大的新兴产业和改造升级的传统产业构成,而这正是新质生产力要求下的产业体系。
一方面,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基础。产业是生产力的载体,颠覆性技术只有进入生产过程、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科技成果要想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必须依托产业这一重要载体。只有实现产业体系的持续升级,才能保持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过程是对产业体系的重塑。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其形成过程要求“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以科技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引领产业变革,从而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对产业体系重塑的过程。
实际上,无论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都应以加快形成现代化产业链为共同抓手。链主企业处于这种产业链的关键节点上,它与上游的专精特新企业构建起有效的治理结构。借助现代化产业链,政府不仅要调节好链主型企业在市场内的竞争垄断关系,而且要为上游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创造市场条件,以市场化手段解决产业链“卡脖子”问题。因此,在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产业政策要转向产业链政策,加强产业链的系统思维,提升收购兼并政策的地位,大力鼓励具有市场和技术优势的各类企业充当“链主”,健全“链主”治理机制。总之,我们应以更大力度培育链主企业,更高水平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更有效率培育中小微企业,以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协同发展推动产业链价值链整体提升,使产业链政策成为我国推进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产业组织政策。
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有一些人认为,只有代表新技术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才是新质态的生产力。其实,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因此,用智能化新科技加大对传统产业改造,也属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范畴。
首先,传统产业是形成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基础与前提,关系着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安全性和完整性。目前我国制造业中传统产业体量巨大、占比很高,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全国工业规模最大的江苏,其工业增加值最大的六个行业分别是:机械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食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纺织业。忽视面广量大的传统产业,将其视为低端产业简单退出,将会造成产业空心化,不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其次,所谓传统产业,是满足人民传统需求的产业,并不能简单地贴上“落后、低技术、高消耗”等标签。实践中,落后的往往不是产业而是技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历史性机遇,通过“算力”赋能,通过运用现代化工业思维进行“智改、数转、网联”的优化升级,传统产业也能够向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迈进,从而夯实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培育出新兴的支柱产业,使之成为新质生产力产业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在时间进程上处理好“新”“旧”产业的问题。一般来说,传统产业往往是历史悠久、技术相对传统、在国民经济中起支柱作用的“现金牛”产业,因此用现代工业化思维和智能新技术对它进行改造和升级,不仅可以迅速提升国民经济系统自身的整体效率,而且可以增加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内生性市场需求,为超前性、战略性部署未来产业提供资源支持。因此,如果我们现在把资源一窝蜂地集中放在未来产业培育上,可能很难实现投入与产出之间的良性循环,而如果我们先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用新技术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在取得一定效果后再把更多的盈余资源战略性地部署到未来产业上,那么发展新质生产力战略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认知
(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不是就是经济战线干、其他战线看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经济战线、科技战线因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直接需求高度相关,需先行而动,但这不代表其他战线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无关。
如教育战线。“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是新质生产力的三个重要特征,创新则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科技创新需要人才来推动,而人才培养又依赖教育,人力资本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最关键的要素。具体来说,我们不仅要加快培养满足未来产业发展要求、能实现颠覆性创新的高层次人才,同时更要关注产业发展各环节需求,解决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供需错位问题。
如文化战线。文化创意产业是新质生产力重要的应用场景。新质生产力也为发展传统文化提供新的模式,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的应用,让古籍、文物、非遗等换发新的生命力。
如医疗健康领域。新型科技模式、新型技术和药物等的迭代,能够强化慢性病管理和有效应对流行病威胁;医疗健康专业大模型库建设,有助于新药研发、疾病预防、诊断康养以及打造未来数字医院等等。
如绿色发展领域。“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一方面,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能够加快形成高效生态产业集群;另一方面,用新技术改造传统高能耗产业,也有利于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不是就是先进地区的事情而没有“后进地区”之事
东南沿海等先进地区产业基础雄厚、先发优势明显,更有利于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这固然不错,但需要注意的是,新质生产力的首次公开表述,正是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结合东北地区的现实情况和战略地位提出的。东北地区拥有良好的自然禀赋和强大的重工业体系,为我国工业化进程做出了大贡献。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东北地区发展陷入滞缓。
为扭转这一局面,2003年10月,中国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东北振兴战略正式启动。迄今二十余年,客观来看,2012年以前的十年,在强调资源调配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多项政策的叠加效应下,东北地区一度经济快速发展,三省经济增长速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2013年之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一阶段东北地区的产业政策明确瞄准了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结构调整、创新创业激励、民生改善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期构建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
但亦需认识到,东北地区并未有效解决内生增长动力问题,制约东北地区长久发展的因素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变。东北地区的人口尤其是高素质人才仍然呈现外流状态,城市化质量与经济发达地区差距愈加明显,产业结构也不够合理,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以东北地区为代表的“后进地区”如何重振经济、摆脱困境,是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破解的重要现实问题。同时,以“算力”为核心驱动力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来临,也为资源型、重工业型区域“换道起跑”“换道超车”提供了新的机遇。因此,新质生产力理论指导下的“东北再振兴”,不是在“老工业基地”原有基础上的简单恢复重振,而是寻求新的发展动能、再造新的产业体系;不是仅仅强调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传统产业,而是运用新的生产力理论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加快布局未来产业。
具体来说,在传统产业领域,东北地区拥有良好的自然禀赋和强大的重工业体系,产业基础优厚,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加持下,顺利实现“智改数转”。未来产业领域,东北地区丰富的土地、能源资源和低温环境也利于布局算力中心,从而为培育壮大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赋能。此外,新质生产力强调科技创新和高附加值的生产方式,也可以应用于农业领域。东北地区是国家的重要粮仓,每年为全国提供约三分之一的商品粮食。因此,东北地区可通过发展数字化农业、智能农业和精准农业,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减轻农业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三)以“智改数转”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什么要更加注重网络连接
制造业的“智改”和“数转”是企业硬件智能化改造以及软件集成化应用的叠加;企业通过组织流程再造和数字化嵌入,能够全面提升设计、生产、管理和服务等方面的新质态技术水平。“网联”则是依托工业互联网,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制造业企业与数字服务企业的高效连接。当前,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改革普遍面临的问题是“智改、数转、网联”三者不协同,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集成陷阱。大型企业往往拥有多个信息系统,但系统间的集成性较差,企业的全局优化需求与碎片化供给之间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具体表现为:各个职能部门的信息系统建设各自为政,忽视系统间的连接与集成,信息孤岛问题严重。
二是中小企业陷阱。主要表现为中小企业智改数转的“五不敢”:中小企业缺专业人才“不敢转”;缺钱缺技术“不愿转”;设备制式数据标准不统一“不能转”;缺后续服务“不会转”;头部企业示范作用不强,中小企业缺抓手“不善转”。
三是“智改数转”模式亟待变革。如果没有整个产业链规模化的“智改数转”,就无法快速降低“智改数转”服务商的边际成本,从而反向制约了“智改数转”工作本身的推进。“智改数转”改革要加强信息网络的链接,使“网络效应”得以充分发挥。
目前,实践中形成了“全国两化融合看江苏,江苏工业互联网看苏州”的局面。从苏州探索的实践经验来看,在高质发展要求下,政府积极主动作为,企业服务中心,行业协会支持力度大,产业化资金运作效率高,智能化改造的软硬件供应商高度集聚。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苏州拥有了一批自动化水平较高的工业企业。由政府、行业协会、金融机构、大学、研究所和职业培训机构等支撑体系构建的高效协作体系,促使苏州以产业链、产业集群方式来推动“智改数转网联”工作。可以说,这是一条存量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并能形成巨大增长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升级之路。
(四)高质量发展为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导
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就需要形成新的产业、新的模式、新的动能,就需要在生产力水平上实现更大突破、更大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着力点。
其一,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趋势下,原有的生产力理论需要随之完善,以适应新的生产力变革和发展要求。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新质生产力引领带动生产主体、生产工具、生产对象和生产方式变革调整,推动劳动力、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充分参与到生产过程中,数字与算力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对生产函数产生变革性影响。同时,在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并联发展的现状下,绿色发展也成为发展模式的新要求。
其二,高质量发展在实践中的成效与问题,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予以总结和应对。应当注意到,现阶段高质量发展也存在大量制约因素,譬如,一些关键技术面临“卡脖子”困境,产业门类全而产业结构尚不够优的处境,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面临诸多阻碍,等等。面对这些问题,如何在当前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也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以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而正如习总书记强调的“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那么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高质量发展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指导与回应。
四、需要提前防范新一轮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如何防范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某些问题甚至乱象,避免重蹈过去光伏、风能、锂电池,以及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的一些产业生产严重过剩的覆辙?对这一问题的担忧,源于我国政府主导发展型体制的特征,以及地方政府成为事实上的产业政策实施主体的事实。
首先,从实施主体的认知看,因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会随技术变革而变化,因此各地可能为追随潮流趋势而借用新质生产力之名,但实质只是“新瓶装旧酒”。如在实践中,一些政府官员将新质生产力等同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在阐述政绩时,把一般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标榜为“新质生产力”。另一种需要防范的情况是,地方官员可能片面强调发展高技术产业,忽视传统产业改造,忽视适用技术发展,忽视对现有产业进行智改数转和网络化链接。
其次,从推动主体的习惯与偏好看,在赶超经济体制下养成的“产值、生产能力、投资”等习惯性偏好,往往不太考虑实际的市场需求约束,因此很容易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热潮中,导致投资过度和严重的产能过剩。这是最有可能被预测到的行为和现象。目前,国内新质生产力行业盈利并不容易。以大语言模型为例,现在国内有文心一言、通义千问、智谱清言、云雀大模型(豆包)、讯飞星火等等,实际需要这么多模型吗?企业能盈利吗?严重内卷化的市场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产生非常严重的消极作用。
最后,从推动主体的管理方法的特点看,在地方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格局下发展新质生产力,用行政手段推动和下达指标、以各种补贴创造“洼地”、进行业绩的政绩考核等,是最有可能采取的措施。对此,需要防范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如果明确界定了新质生产力的产业范围,各地必然会用行政手段推进发展,造成产能严重过剩;二是各地可能脱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原则,制定各种简单的指标来考核增长,结果造成产业发展搞得太热或太乱;三是不顾客观条件限制,以各种明补或暗补的方式,竞争性地追逐新质生产力项目,进一步导致地区间的非均衡发展,破坏统一大市场建设。
综上所述,持续健康地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首先改革旧的发展体制,让市场更多地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对一些具有战略性重要地位的、体现新质生产力内涵的新产业,如某些脑科学、新材料、新能源等未来产业,以及基础性的“算力”类产业,要通过加快产业政策的改革与转型来大力支持。如对少数未来产业,在发展策略上要变地方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为中央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在战略规划、基础投入、空间布局等方面进一步发挥全国“一盘棋”的作用。对绝大多数新产业、新能源、新技术、新赛道,在产业政策的实施方法上,要重点支持产业链的技术创新环节,少支持产业链的产能扩展环节。产业政策如果过多地支持产能复制式扩张,很容易很快地导致产能严重过剩,而重点支持产业链的技术创新环节,则可以迅速解决卡脖子、产业链短板问题。
在工具选择上,产业政策要从主要补贴生产者,转变为主要补贴消费者。主要补贴生产者的办法,不仅会刺激并导致快速的、严重的产能过剩,引起世界其他国家普遍的反感和反对,而且容易出现各种骗补、行贿受贿等现象。而补贴消费者的办法,可以通过消费者的货币投票,在产业竞争中选出真正的“强者”,这种方法不仅可以避免上述种种问题,还可以刺激和扩大市场需求、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产业政策的重点要从挑选输家赢家,转向创造竞争环境。没有经过残酷的市场竞争,就事先挑选出赢家的办法,这样的产业政策只会鼓励企业对政府的公关活动并助长腐败。产业政策应该竞争化使用,避免只保护竞争而不保护竞争者,通过竞争提升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