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刘鹤副总理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致辞，指出数字技术深刻改造生产函数并创造新业态，有助于克服“鲍莫尔病”和“数字鸿沟”，实现包容性增长。
有研究表明，信息时代美国借助信息通讯技术使得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等于甚至超过了制造业，“治愈”了鲍莫尔病（范振锐，2022）[1]。
数字经济和“鲍莫尔病”成为大家关注并热烈讨论的焦点。因此，总结服务业数字化和“鲍莫尔病”的特点，据此分析服务业数字化突破“鲍莫尔病”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一、鲍莫尔病与服务业数字化
鲍莫尔（1967）提出了一个两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即一个部门是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的“进步部门”， 另一个部门是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停滞部门”。
劳动力可以在两部门间自由流动，“停滞部门”劳动力收入要保持与“进步部门”的同比例增长，就需要产出价格的同步上涨。
为维持均衡的经济增长，劳动力将不断转移到“停滞部门”，从而使得“停滞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不断上升，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这种现象被称为“鲍默尔病” [2]。
一般认为，制造业为生产率高的“进步部门”，服务业为生产率低的“停滞部门”。鲍莫尔病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
1978-2021年，我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一直低于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
2021年所有职工的平均工资为10.68万元，制造业所有职工平均工资为9.25万元，服务业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教育和科学研究等行业的所有职工平均工资都高于平均水平；
同时，服务业占比自2013年超过制造业后逐年增加，而我国经济增长率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从中可以看出，鲍莫尔病的“症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
服务业生产率低于制造业生产率；
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和制造业同步造成生产成本不断上升；
以及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导致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升，从而使得经济增长出现结构性减速。
服务业数字化是产业数字化的一种形态，即通过信息技术与服务业的广泛深度融合，促进服务业的业务形态变革和产业结构调整。
由于服务业的无形性、难以复制等特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技术经济特征具有显著区别（李晓华，2022）[3]。
服务业数字化有以下三个方面特点：
首先，数字化变革从服务业中的通信技术和软件服务始发然后扩散到其他行业，呈现出从第三产业到第二产业的逆向渗透，因此具有先天优势；
其次，数字要素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具有非竞争性、边际生产成本为零等特点，能够改变服务业无形性、产销同步性和不可储存性等特点，为服务业规模化提供可能；
最后，服务业可以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者的劳动率水平存在差异性，数字化改造的重点和未来发展趋势也具有差异性，且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性较强，为数字化发展模糊两者边界提供可能。
二、服务业数字化 突破“鲍莫尔病”的三条路径
针对“鲍莫尔病”的三个症结以及“服务业数字化”的特征，产业数字化可以从以下路径突破鲍莫尔病。
1、增量提质——提高“停滞部门”生产率。
服务业数字化有利于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首先，数字技术在服务业的渗透能够带来规模经济，也就是“增量”效应。这又有三方面的表现：
第一，数字技术的复制、储存和传播的能力赋予服务业产销分离的新特点，延长了服务业的价值链长度，提升服务产品的使用率。
比如，尽管艺术表演在经过多年发展后无法通过精简人员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其以电子形式的储存和传播使消费并使用的人员和范围更加广泛，利用程度也大大提升。
数字化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人与人的交流变得容易，洽谈、签约活动可以省去舟车劳顿，直接借助远程视频会议进行，这就减少了劳动时间，大大增加了单位时间的工作量。
第二，数字技术的使用能够批量化、自动化提供服务产品。
比如银行或者公共服务的电子化辅助设施能够帮助工作人员进行相关审批服务，以及部分数字审核工作中，使用自动识别技术实现无差别、标准化的核对。这些工具的使用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量。
第三，服务业数字化聚合交易流量。
对于商家而言，数字化给了细分领域商家展示的舞台，丰富了宣传推广的渠道，提高了中小企业的活跃度；
同样地，对于消费者而言，服务业集聚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从而刺激消费水平的提升，产品的细分将大量“少部分”消费者聚集成“长尾”。
其次，服务业数字化尤其是平台经济能够打破信息不对称，提高资源使用率，也就是“提质”效应。
服务业平台化包括“天生平台化”和“后天平台化”，前者包括如滴滴、美团等本身采用平台模式的服务业企业，后者为传统的非平台企业进行平台化转型（郭克莎和杨倜龙，2023）[4]。
服务业平台化的“提质”效应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平台化有助于匹配供需两方需求，从而精简流程、提高周转速度，提高生产率。
消费方利用服务业平台进行搜索、询价，降低了搜寻成本，供应方利用服务平台进行展示、报价和招揽，由于双方信息更加透明从而能够打消交易中的疑虑，减少了交易达成时间，提升了交易的达成率。
二是，由于平台经济能够聚集大批量的大中小企业，在带来规模效应的同时还带来技术溢出效应和学习效应。
新技术在供应链上传播应用，能够提升整体的技术水平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是，平台化能够提升服务企业的韧性，增强抗风险能力（李勇坚，2023）[5]。
扁平的组织架构和数字化技术能够在外界环境变化时迅速做出调整，提升安全性；平台内企业“报团取暖”有助于抵御震荡的环境或者抵御行业寒冬。
2、劳动替代——控制“停滞部门”不必要成本。
服务业数字化通过精简不必要的环节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还有助于控制由于很难引入生产工具代替人工而造成的劳动成本过高问题，体现在减少人员工资总量以及人员管理费用等方面。
数字化能够对服务业产生两种类型的劳动替代：
一种是对机械性重复性工种的替代。
比如购物平台的客服是使用后台关键词识别进行自动回复的“机器人”，当你特别提出需要“人工服务”时，才会有人工客服解决你的问题；还有景点的播音讲解、ChatGPT等人工智能提供的包括翻译、会议记录、书稿创作等方面的工作职责。
另一种是对能够进行自动化、自助化工种的劳动替代。
比如医院的自助挂号、缴费系统，尽管现场有工作人员进行指导和帮助，但基本模式是一人“管理”一个自助区五到六台机器；
还有罗森、盒马鲜生等超市便利店，既配备人员处理食物加热、分拣等工作，也配备了自助结账机器以及辅助分拣设备。
这些劳动替代直接减少了服务企业的劳动成本支出，并且由于工作人员的减少，使得企业组织架构扁平化，决策更加科学迅速，降低了管理成本。
服务业成本较高还表现在税费负担下降幅度不明显、生产要素成本偏高以及营商环境方面的无形制度性交易成本（夏杰长等，2019）[6]。数字化在这些方面也有降本作用。
比如针对较高的土地要素获取成本，远程智能化可以让服务业企业选用较偏远场所也能实现“虚拟化集聚”，甚至可以实现无场所、无耗材化办公。
同时，数字治理本身就是政府公共服务数字化的表现，信息透明化、办事流程线上化本身就有利于优化营商环境，让根植于垄断行政资源强制收费的中介服务没有生存的土壤。
3、两业融合——扩大“进步部门”比例。
服务业数字化有利于服务业制造业融合，从而扩大高生产率“进步部门”的比例。
在这里，我们将“两业融合”分为两部分，
一是服务业对制造业提供中间投入，即制造业服务化，也表现为服务型制造业；
二是制造业为服务业提供物质基础，也可称为服务衍生制造，从品牌、销售等靠近消费者的一端出发，通过委托制造、品牌授权等方式向制造环节延伸。
服务业数字化能够促进两业融合的原因在于：
首先，数字化使得服务业分工更加精准、细分，为传统制造业升级成服务型制造业提供可能。
比如，纺织、家居定制等传统制造业利用AI建模实现线上试衣和三维实体效果图，直接了解不同客户群的需求实现个性化定制。
其次，数字化能够延伸服务业产业链上下游环节，大数据挖掘并分析消费者行为又“反哺”到制造环节，使得外围的营销与售后服务环节反向渗透到内部研发、设计与生产环节，进一步提高了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模糊两者边界。
比如直播、网红经济等让个人或者品牌成为流量，将流量引入制造部门实施生产活动。
“两业融合”不仅有助于激活传统制造业，赋能高技术制造业，从而扩大原有“进步部门”制造业的占比。同时有助于提高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生产率，将其转化为“进步部门”。
三、对我国的产业政策的启示
一是要积极推动服务业数字化建设。
继续积极推动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夯实数字化改造的基石；丰富数据资源，积累数字化改造的生产要素；发展数字平台，规范数字化改造的重要载体。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要做好建设主体，不仅要扩大网络体系的规模，更要注重发展以5G、大数据等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数据建设方面，在收集海量数据的前提下，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处理使其价值化，最重要的是扩大价值化数据在经济社会的广泛应用，进一步增强网络外部性，带来价值增值。
平台建设方面，引导平台规范建设，吸引众多企业入驻平台、盘活平台，增强平台内部参与者的粘性并促成平台多方交易的达成，更好地发挥平台梅特卡夫效应。
二是要有力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
引导服务业结构调整，不仅需要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端化，更需要进一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
生活性服务业，比如购物、打车、教育和娱乐，与数字技术结合，深化生活性服务业中的文化内涵，挖掘新的消费热点，促进消费升级，创新商业模式、培育构建新业态。
强化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服务业中“高生产率”的角色，进一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
这就需要加快构建两业融合的顶层设计，设计适用于商家-平台-消费者等多方参与主体的扶持政策，推动各类服务业创新园区、特色小镇等融合载体的建立和发展，并选定优势企业进行试点工作，由点及面的展开推广，从而实现知识密集型、科技金融型和研发创新型服务企业全面与制造业高效融合。
三是要注意服务业数字化带来的潜在风险。
服务业数字化的过程中也会带来各种风险和问题，譬如：
大数据以及高水平算力、算法在节约资源带来绿色经济效应的同时又带来巨大的电力的损耗，对环境的影响具有多面性；
数据要素市场建立初始，规则不够健全，存在过度收集数据、滥用数据权限等问题，给隐私保护和公共安全带来隐患，电信诈骗众多，甚至可能因为不当的数据跨境传输危害国家安全；
还有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垄断问题。
在服务业数字化的发展过程中要密切关注这些问题，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规则，引导数据资产化过程中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区分；对平台进行反垄断监管，规避因垄断带来的消费者福利损耗和系统性风险问题。
*参考文献：
[1]范振锐.信息化时代美国克服鲍莫尔病对我国的启示[J].数字经济,2022(06):24-28.
[2]Baumol W J.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 57(3): 415-426.
[3]李晓华.数字技术与服务业“成本病”的克服[J].财经问题研究,2022,(11):16-26.
[4]郭克莎,杨倜龙.制造业与服务业数字化改造的不同模式[J].经济科学,2023(04):45-62.
[5]李勇坚.“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基本框架与政策含义[J].贵州社会科学,2023(07):118-127.
[6]夏杰长,肖宇,欧浦玲.服务业“降成本”的问题与对策建议[J].企业经济,2019(01):127-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