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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博弈、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多重因素叠加，美国及其盟友正在寻求重组供应链，美国积极推动印太战略，全球化发展呈现新趋向和新势头，尤其“去中国化”进一步成为现实的压力和挑战。本期讨论聚焦两个方面的探讨：（1）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2）中国应对新全球化发展的战略选择。
赵伟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目前政经界关于经济全球化前景，大体上有三种判断：终结论、停止论或延缓论、分岔论或分群论。我们认为全球化不会停止，更不会终结，但会出现新旧全球化的分叉以及分群化深度发展趋势。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就中国国民福利与国家利益最大化，损害最小化的目标来看，中国应对全球化的变局，当着力于三个层面，每个层面取适当的方略。
第一个是多边层面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取顺应与积极参与改革的策略。情理上说，中国是疫前世界经济多边治理体系的最大获益者，积极维护现有世界经济治理多边体系当义不容辞。但必须看到，此次疫情极大地冲击了现行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孕育着多种变革的因素，疫后中国面对的国际形势更为复杂，特朗普以及拜登政府发起的“去中国化”冲击效应不可低估。故而明智的策略当是维护与顺应改革并举，以顺应获得参与，在参与中去维护。重心当以维护并参与现存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形成的两个组织架构上：一个是G20多边对话机制，这个机制下，着力强化金砖国家多边合作机制，以金砖国家为依托稳定在G20体系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另一个是疫前活跃的三大国际经济协调组织，即世界银行、IMF和WTO，积极支持并参与这些组织的改革，稳住在这些国际经济协调组织的影响力。
第二个是双边与次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当力争两个避免：一个是避免中美“脱钩”。中美关系关乎中国与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双边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看到，两国自建交以来经过长达将近四十年的双边互动，经济、产业联系紧密，不可能在短期内断绝关系。当前和今后，当竭力避免双边关系破裂，走向全面对抗。另一个是避免另“组群”。尤其要避免仿照美国牵头的“五眼联盟”那样的集团。一旦走上另组群之路，就可能导向与发达经济体脱钩，在科学技术发展、产业升级方面失去优良的国际经贸合作伙伴，因而缩小近朱者赤效应。
第三是用好手中两张牌：一张是市场牌。14亿中国人全部脱贫进入“小康”，意味着中国已进入大众消费阶段，全球最大的市场在形成。世界任何一家大企业的盛衰，在很大程度上都将和它们与这个市场的联系程度为转移。另一个是区际分工牌。历史地来看，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主要精力放在国际经贸一边，国内区际贸易和投资流动发展潜力未有充分发掘出来。14亿人口与多样化的地区，意味着中国可以自己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国内产业链体系，以国内贸易代替部分国际贸易。
作为体制转轨经济体，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调整的最大潜力，在于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这一组合牌，不仅是以往四十多年中国经济由小到大由弱到相对强盛的动力源泉，而且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从经济全球化获得巨大利益的组合牌。
包卿 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无锡研究中心
自大航海以来，全球化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利弊兼具、建设与破坏同在的重要发展过程。全球化和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一样具有相似的进步性和挑战性。我们认为新一轮全球化将具有五个显著特征：绿色全球化、制度全球化、区域全球化、数字全球化和都市全球化。也即：全球化将更加关注人类面临的整体性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的挑战；全球化将在政治、经济、贸易规则和技术标准为基础的制度相近国家深度展开；随着旧的制度规则和平台呈现加速解体和重构态势，全球化将出现新的分群化、区域化；新一轮以数字智能化为核心的科技革命，进一步推动时空压缩、跨界交流、反身多尺度的互动联动，基于知识的、数据的、科技人才的全球化交流将更加活跃；全球化枢纽将更加突出全球性城市、城市群、都市圈，国家更多地以全球性大都市、城市群、都市圈参与国际合作竞争。
需要强调，全球化不是单向度的，地方受到全球化影响的同时，也会产生互动的、回响的以及地方走向全球的“地方全球化”过程。所以，全球化更准确的界定应该是“全球在地化”或“全球地方化”。当我们谈论中国特色与民族复兴时，需要把国家置于与全球力量交融的时空情境中。只有这样，民族的也一定会是世界的，而民粹主义最终只会走向封闭、落后和衰退。
中国是推进全球化的积极行动者。目前，中国已经加入了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但是，过去中国的全球化是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客场全球化”。最近，“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双循环国家战略”的提出将推动从“客场全球化”走向“主场全球化”，将有力推动中国从被动适应全球化到主动引领全球化。抢抓新全球化红利，主动适应新趋势，努力引领构建全球化新格局，将是中国全球化战略的大方向。
王修志 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全球化既有以国家为边界的个人、企业、政府利益或价值动机驱动的一面，也有以国际分工为组织形态的技术性演化的一面。前者或表现为动力，或表现为阻力，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波动性；后者则决定着全球资源日益深度化和广泛化的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技术性关联，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确定性、必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势不可逆，只是利益或价值博弈会阶段性干扰其进程。从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实践看，兼具意愿与能力的国家作为国际分工中心，在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建构国际分工体系，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范式。及至二战结束，这一范式大体经历了英国（西欧）中心向美国中心的演化，并最终形成了以美国中心为内核，以西欧中心、日本（日韩）中心为战略支撑的G7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当下的变局，主要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并有成为新的国际分工中心的趋势。新的国际分工中心与既有的且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国际分工中心之间，产生日益激烈的利益和价值博弈，经济全球化进程由此进入动荡期。
跳出意识形态维度的大国博弈叙事，回归经济全球化之国际分工演进逻辑，新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国际分工中心不断涌现有其客观必然，也必然带来国际生产方式变革，区域或全球亦将由此而获得新的分工合作机会。作为新崛起或者说崛起中的国际分工中心，中国应该：（1）努力维持与既有国际分工中心的联系，并在国际分工中心层次构建更为平衡、更可持续的大国关系；（2）在科技创新、产业体系、市场需求、要素禀赋、制度供给等维度全方位增强内源型国际分工动能；（3）以深化和升级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为基础，建构国际分工合作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新范式。
杨枝煌 北京大学社会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
全球化是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忽视和必须尊重的客观历史进程，全球化没有终结也无法终结，只是有新旧全球化之分，代表旧全球化的组织或制度将退出历史舞台，新的全球化制度规则或平台机构将不断出现。
当前经济全球化主要是贸易突破，也就是很多国家倡导的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例如TPP、TTIP、TISA、CPTPP，主要趋势是“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三零开放标准。另外，从“脱钩”语境看，全球化更是一个无法抹杀的现象和实践。任何两个国家也无法完全脱钩，中美更是无法完全脱钩。即使中美断交，很多民间团体或者双方亲属也可以通过第三方进行沟通交流，经济交往更是可以通过第三方进行贸易。就连美国一直推进的科技脱钩，虽然国防军事科技完全脱钩，但在民用科技领域只能部分脱钩或有限脱钩，美国芯片等高科技产品也需要足够庞大的应用市场。总之，全球化没有终结，完全脱钩更不可能。
孙时映 云南省政协研究室
全球新冠疫情以来，世界经济受到供给不畅、需求骤降的双重冲击，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在断裂中加紧重组，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判断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呈现以下三个方面特点：一是经济与政治深度融合，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干预显著增强。二是基于规模效应、比较优势理论实践上的“买全球、卖全球、全球产”，被经济资源、要素配置的集团化、区域化布局所冲击，过去的纵向长产业链细分，演变为更短更块状化的产业分工。三是受政治意识形态和所谓价值观捆绑，美国主导、以关键核心技术、金融结算体系为主要手段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去俄化、去中化”的脱钩断链战略意图日益明显。
王辉龙 南京市委党校
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以大航海的勇气和力量开启了人类社会全球化的贸易时代；1765年，瓦特改良了纽卡门蒸汽机，使其在工业领域迅速推广应用，以工业化的澎湃动力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生产—消费的时代，机器生产的工厂从此出现，以此为基础后来又出现了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甚至超越了国家力量，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跨国公司“盈利第一”的原则决定了全球化以成本逻辑推动着产业转移。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尤其新世纪初以加入“WTO”为标志融入新一轮全球化，成为产业大转移的直接受益者。进入新世纪，随着互联网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力量开始强化，发展与安全成为全球化的新主题，“成本逻辑”与“安全逻辑”相互叠加，产业的回流与转移同时存在。这对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需要从“参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分工体系、从中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转向“构建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更加紧密地从中高端嵌入全球价值链”。我国目前正处在产业大转移的漩涡之中，必须紧紧抓住跨国公司仍然是利润至上的成本逻辑，但又增加了高度关注供应链韧性的安全逻辑的特点，想方设法增强我国产业链韧性和资本粘性。坚定地立足产业安全性、独立性，牢牢地与全球产业链“缠抱”在一起。
杨秀伦 贵州经博智库
当前形势下，我认为全球化的总体趋势难以逆转，但必然面临分化或者区域化。美国恐将以价值观等理念为由，牵头将北约集团由军事组织逐步演化为政治经济组织。为应对美欧等的新结盟，俄罗斯可能将升级集体安全组织，而拉美、东南亚及非洲的主要国家等，将游离在两大阵营之间，不愿明确站队。
这只是预测性分析，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为避免出现这样的局面，建议：一是加大开放，尤其是在投资领域，采用“搂抱”战术。中美贸易战及疫情以来，美国和日本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其企业迁出中国，但由于中国巨大的市场利益，真正响应的企业并不多。为此，我国可以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吸引更多欧美资本，让双方利益“搂抱”在一起，增加脱钩、分化的成本。二是拓宽发声渠道，强化与西方沟通。三是优化和提升国家外交。面对新一轮全球化发展，我国更需要价值观外交、软实力外交的进一步优化提升。
杨上广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二战后的“经济全球化”是以欧美国家为主导，以WTO为主要运行规则，以跨国公司为主导力量，以商品贸易为载体的一次全球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空间重新配置，以及商品等在全球相对自由的流动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主动参与全球贸易和劳动地域分工，通过低成本竞争优势获得了快速发展。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由于经济实力在全球所占比重的上升对话语权、游戏规则和治理架构提出了一些新诉求，而发达经济体由于实力下降产生了经济全球化使其实力“受损”的感觉。重构二战后原本的游戏规划成为欧美和新兴经济体的共同诉求，但在重构和重塑新规则过程中带来了各种力量的博弈、交锋，这使得“去全球化、逆全球化、慢全球化……”等各种思潮涌动，并激发对传统全球化的反思。
未来全球化会不会让步于区域化和本土化，“效率优先”的传统全球化理念会不会让步于“安全优先”理念仍然有待考察。分工、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带来效率的提高会提升全球福利仍然是大部分人的共识，这就必然会使许多国家仍然会认同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贸易规则和体系。但以经济安全和经济韧性为目的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重构思潮正在成为一种对传统全球化反思的主流思潮之一，应该引起各界重视。
如果和平和发展仍是时代的主旋律，那么通过谈判和博弈，最终世界各国仍然会妥协，寻找到新的适应各方力量均衡的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因此，凝聚共识，坚持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交流自由化，反对世界科技、经济、文化等脱钩应该争取成为各国人民的共识和主流思想。作为新兴经济的主导力量之一，面对逆全球化的思潮，中国应该：（1）努力维持与欧美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的经贸关系，避免与欧美国家硬脱钩，从而给中国发展带来不利的外部环境；（2）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整合中国的各种要素资源，为国内大循环提供基石；（3）整合“一带一路”、RCEP等国际区域合作战略，为国际大循环提供外部基础；（4）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双向战略，通过高水平的新型对外开放战略参与和引领新一轮全球化；（5）政治、经济、外交等战略应该相互配合，达到有利于我们的“再全球化”战略。
张得煜 苏州百年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性的扩张，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但经济全球化也加剧了各种不平等，各种危机频繁发生，特别是新冠疫情的蔓延以及俄乌战争的爆发，使得经济全球化遭受重创，许多国家对旧有的经济全球化格局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满。
我国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我国经济的繁荣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直接相关。以“新保护主义”为特征的全球化逆潮无疑将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为此，我们必须制定相关的应对策略。一是加快推进双循环战略，特别是刺激国内市场的需求，稳住我国经济发展大盘。二是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优化我国营商环境，进而吸引外资持续不断地流入我国。三是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能力和地位，成为国际产业分工中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