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业经济平稳就能稳增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4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但对于发挥“三稳”功能的主要行业和领域，普遍存在“全力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是关键”的误判。出现这种误判的原因不难理解，主要是去年我国工业经济表现不及预期，其增速低于GDP增速，而且2023年前8个月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持续两位数下降。其实不然，从三次产业增速看，疫情防控放开后的2023年与疫情前的2019年相比：农业增长已完全恢复到疫情前(4.1%vs3.1%），粮食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工业增长固然还存在一些困难，但增速接近疫情前（4.7%vs4.9%），并不是主要困难产业；服务业增长虽是去年经济亮点，但距离疫情前的增速水平还有一定差距(5.8%vs7.2%)，是真正阻碍我国经济恢复到疫情前正常增长水平的主要产业。因为很难想象，一个占经济比重已经高达54.6%左右的“第一大”产业，其本身的增长速度距离疫情前还有较大差距，会推动整体经济增长恢复到疫情前。另外，相较于工业和农业，服务业对于稳定预期、促进增长和稳定就业有其独特的作用，这不仅因为服务业在现代经济中占比愈发重要，还由其灵活性、多样化及其对内需驱动的经济模式的适应性和推动力上的特性所决定。具体来说，首先，从稳预期看，服务业覆盖范围广泛，包括零售、餐饮、金融、信息技术、教育、医疗等行业。这种多样性意味着服务业能够灵活适应经济波动，特别在市场不确定性增大时，多元化的服务业可以提供不同的增长点，帮助抵御经济风险和熨平经济和就业波动，从而为经济预期提供一定稳定性。而且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消费需求越来越倾向于服务类产品，特别是休闲、娱乐、卫生和教育服务。服务业的增长有助于满足这些需求，从而通过促进消费增加来稳定和强化正面的经济预期。其次，从稳增长看，服务业扩张通常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和更高的物价，这反过来会克服通缩、增加消费需求，形成正向的经济增长循环。而且发展服务业可以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向消费和服务为主转变，这样的供给侧改革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更重要的是，在服务业中，一些金融、保险和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能够创造出比产品制造或原材料加工更高的价值。这些服务通常涉及专业知识、高级技能或技术创新，能够为经济带来更高的收益或附加值。而高附加值服务业的特点之一就是对研究与开发（Research & Development，简称 R&D）的投资较大，这意味着这些行业在新技术、新服务和新业务模式上的探索和创新力度较大。通过不断的研究开发，这些行业能够开发出新产品和新服务，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助力弯道超车，或者通过技术革新提高生产力。
二、我国经济运行的三重压力发生变化
近两年导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主导因素有二：一是三年疫情及其防控措施导致人际交往和经济活动受限以及全球供应链断裂；二是全球化进入调整期，发达国家纷纷以安全为名，大兴保护主义，加之美国推动“去中国化”导致中国这个外向型经济体过去倡导的国际经济大循环运行模式不可持续。但是，去年二季度以来，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三重压力已经发生变化。具体来说，导致三重压力的第一个主导因素随着疫情基本结束和经济社会恢复常态化运行之后理当消解，只是对于所谓的疫后疤痕效应问题，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为了有效应对三重压力的第二个主导因素，中国适时对全球化战略做出调整，早在2020年就提出逐步实现从“国际经济大循环”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转型。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产业升级厚积薄发，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初见成效。
三、服务业增长受限是当前经济运行困难的产业成因
围绕增长、就业和物价三个方面，当前经济运行的困难表现，可以用四句话总结：一是潜在经济增长率在下降，有测度认为较疫情前下降了1个百分点左右。二是我国中低阶层的财富和收入在下降，学界也称为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修复。三是物价通缩，至少是结构性通缩，突出体现为我国名义GDP增长小于实际GDP增长，GDP折算指数全年为负，说明有效需求不足，其中外部需求不足表现为外资外贸问题，具体说就是出口增速下降和产业转移以及资本外流，内部需求不足表现为房地产产业链整体进入衰退期。四是总体失业率有所下降的同时，相对高学历的青年人失业率却持续攀升，这导致市场创造力不足和社会活力不足，也对社会稳定构成冲击，媒体把这一现象归咎于青年人脱不下孔乙己的长衫。实际上，青年人失业率高企反应的是产业升级关键期，现代产业体量不足，难以填补传统产业退出的空缺，或者产业体系落后，其核心是中国的人力资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匹配问题，亟需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体系升级。
针对以上困难，市场上流行四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强调周期性问题，认为美国加息周期累积效应继续显现，全球经济复苏动能减弱，国际需求不振导致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第二种解释认为是疫情的疤痕效应导致，主要指疫情导致人们的经济行为发生改变，人们由风险偏好者转向风险规避者，在高负债背景下追求努力活下去的债务最小化而非利润最大化，导致社会活力不足；第三种解释强调外部环境冲击，提出美中博弈中，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对我遏制和打压，导致中国出口下降和技术来源出现困难，中国的正常经济循环被破坏；第四种解释强调我国经济系统出了问题，认为经济困难的原因是老龄化、少子化、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升困难和全要素生产率过快下降。
以上四种解释中，经济周期论忽视了全球经济复苏分化扩大的事实：当前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衰退后的复苏期。发达国家大幅收紧货币政策以遏制通胀，加上全球经济碎片化抑制需求增长从而限制全球复苏的步伐。但各国通胀水平和货币政策收紧步伐的差异使得各国经济增长呈现差异，且分化扩大。其中，美国经济过热，日本正走出长期通缩，欧洲经济处于低迷调整期，印度经济仍然保持较高速度增长，中国经济复苏在曲折中前进。而经济系统论解释，姑且不论其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是否准确，其本质是属于长期悲观主义论调，不能用于解释短期经济现象，更重要的是，与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停滞不前大为不同，对经济发展作用更大的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由五年前的60%左右快速提升到65%左右。至于疫情的经济行为疤痕效应论和外部环境冲击论，理论上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前者不能解释今年中秋、国庆、元旦我国出游数据齐超疫情前的事实。没有理由认为，疫情的经济行为疤痕效应对风险更高的接触性经济活动没有体现，而体现为更加偏好风险更低的储蓄和偿债的经济行为。后者如果说在“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时期是我国经济冲击的主导因素，就不应该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时期继续构成主导因素。
也就是说，无论是经济周期性解释、中国经济系统问题解释，还是疫情的经济行为疤痕效应解释和外部环境问题论，虽然某种程度来说都有一定道理，但本文认为都不是主要原因，要改变现状，歧视服务业发展的调控政策需要调整。因为，当前经济复苏偏弱的四类现象或多或少都与近年来出现的服务业剧烈调整有关。比如，导致资产负债表修复的财富下降，与服务业中属于典型虚拟经济的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中的资本市场调整有关：由于我国疫情防控较好，疫情期间的宏观调控政策与国际不同步，导致在美国进入加息周期后，我国的货币调控之手受到束缚，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中美利率自2022年4月以来发生了倒挂，而且这个倒挂的敞口还越来越大，这使得我国汇率贬值压力加大，导致资本外流和资本市场下跌、财富蒸发，同时也导致2018年金融去杠杆后，我国房地产融资的美元债比重上升，到了近两年集中偿付期，偿债压力增大，房地产价格大幅调整。而导致资产负债表修复的收入下降，主要与疫情中的服务业发展受到限制和封锁，疫情后某些服务业行业工作人员被要求降薪和要求退还往年所发绩效和奖金有关。
四、优化产业政策，重振服务业
可喜的是，进入2024年，影响我国经济恢复的一些政策和政策环境正在发生边际改善，典型的是三个变量：其一是影响外资外贸的中美关系正在边际改善；其二是影响内需的房地产生产保交楼竣工有所好转；其三是央行货币政策由跨周期调整回归到逆周期调节，中央政府也开始出台超预期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对抗私人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修复行为，并且随着美国正进入停止加息的新的政策周期，我国和国际宏观政策将重新回到同频共振的轨道，从而中国政策与国际不同步的问题将得以化解。在这些积极因素的基础上，我们要实时对服务业政策进行优化和调整。因此，提三个建议：
第一，解放思想，纠正服务业历史歧视，将重振服务业作为促进青年人就业、稳增长和提升社会创造力的重要抓手。特别要纠正两种对服务业发展持有负面认知的认识论。一种认识论认为，大力发展服务业导致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这种对服务业的认知停留在斯密时代，是一种认为服务业是非生产性部门的落后观点。更重要的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要求虚拟经济具有一定的规模，比如保持和实体经济一定的比例关系。而考察我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发展不难发现，当前我国以资本市场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恰恰不是发展过度，而是发展不足。另一种认识论认为，经济服务化是中国自2010年以来发生结构性减速的产业成因，这是一种抱守上世纪60、70年代鲍莫尔对服务业成本病的研究不放的教条，忽视了服务业的技术性质实际上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经济服务化过程中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生产率差距趋于收敛的事实。
第二，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解决服务业增长效率顾虑和安全问题。一方面，重振服务业将加快推进中国进入服务经济社会，但中国进入服务经济阶段的产业结构转型，可能伴随着产业升级，也可能没有产业升级。如果是后一种，就是转型了却没有升级，会损害经济效率，拖累经济增长，导致中国不能有效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后果。而推动服务业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发展，是数字时代提升服务业效率，降低服务业成本，推进中国进入服务经济社会开展减速治理的主要路径。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领域在服务业，而通过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增加服务业可视化、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有利于防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灰犀牛和黑天鹅风险，因而是统筹服务业发展与安全的必由之路。
第三，改善服务业发展的环境和场景。通过推动大学校园尽快向社会开放、继续完善出入境管理政策、努力实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 GDP 同步增长（城市是服务业发展的空间载体，也是服务业集聚地，我国城镇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超过 85%，重振服务业必须提升城镇居民消费能力。但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高于 GDP 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低于 GDP 增长）等，放松社会整体氛围，尽最大努力减少疫情的政策疤痕效应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