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彪:塑造“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发布时间:2022-07-20来源:《学习时报》作者:刘志彪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也特别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不难看出,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核心问题,当然也是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要素。只有通过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才能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基础和载体,才能确立起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才能为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创造条件。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的要求,就是要解决市场取向改革不足与市场取向改革过度并存的问题,塑造“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在市场门类上,加速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从总体上看,我国商品和服务市场化改革彻底、发育健全、竞争充分,但是要素和资源市场如土地、资本、高级劳动力、技术和数据市场等市场化取向改革不足,有些刚开始发育,有些并没有真正实现市场化竞争。市场门类发育不均衡的原因,客观上是要素的属性要比商品服务更为复杂,有些要素附带着更多的非经济因素,市场化程度可能弱一些,如劳动力附着于具有尊严的个人身上;土地带有一定的公共品属性,它还是农民的社会保障中最后的支撑体系;资本则跟剩余索取权和社会阶层划分等联系在一起。鉴此,政府一般会根据要素的基本特性,按照社会稳定与效率相互协调的原则,小心分类、分步地推进市场化改革。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控制要素流动由于会使控制者掌握要素使用权力并获取租金,因此在改革中要防止那种借口要素市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而推迟或拖延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倾向。


在市场规模上,把潜在规模优势转化为现实市场规模优势。从“市场体系”到“统一市场”再到“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些提法的变化意味着政策取向要从建设市场到建设一体化市场,再到建设大市场和强市场。我们一直是大规模国家,但是目前还不是大规模市场的国家,更不是强大市场国家。我们的市场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低,虽然因为人口多、加总算起来也不小了,但是市场呈现为行政分割状态,因此它只是潜在规模大,实际规模并不具有竞争优势,可以被规模经济利用的可能性并不大。推动潜在大市场走向现实的强大市场,除了要通过深化改革释放生产率、逐步提升居民工资水平、分好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外(这些都是做大市场规模的基本前提),还有两个重要的相关问题:一是大力纠正导致市场分割的行政因素、法治因素、社会文化因素,鼓励区域一体化发展;二是要加快资本市场化建设,通过资本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提高财产性收入的比重。这是在扩大工资占比条件受限的前提下,可以迅速做大做强市场规模的关键一环。


在市场结构上,尽快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我国产业的市场结构由于缺少充分的资产兼并市场的洗礼,以及行政区经济的阻碍,企业之间相对缺乏密切的产业分工合作关系,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有待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含义,就是要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载体上,建立起既不是原子化的市场竞争,也不是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在这种市场结构下,某些产业中往往存在若干相互激烈竞争的大型和特大型企业,它们就是产业链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链主”。而其背后则是一大批纳入产业链治理体系的中小微专精特新企业,这些中小微企业处于产业链的上游,是链主们的中间投入品供应商,具有专门的知识或技术诀窍,成为产业链上的“隐形冠军”,它们与链主的关系呈现为密切的“依赖性关系”。同时,广大的传统产业中的中小企业,则活跃于这些大型和特大型企业不涉及不涉足的产业领域,不与大型和特大型企业之间发生正面的直接竞争,与后者呈现为国民经济的“补充性关系”。


在市场价格参数上,尽快形成广义价格调节机制系统。充分竞争后形成的广义市场价格参数的调节作用,至少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有效的信息传递功能;二是引导资源配置功能;三是内在的激励约束功能;四是收入分配功能。某类市场价格参数的市场化改革不足的话,一是会导致该产业市场上这些基本功能的弱化或消失;二是会对广义价格体系的基本功能产生连锁扭曲。如土地市场竞争不充分,其垄断定价对资源配置过程发出了错误的利益激励信号,不仅会导致土地资源配置低效率,而且会影响其他行业获取正常利润,从而影响收入分配的结果,对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如过高房价诱发实体企业追逐房地产高利润,导致出现进入过度和实体经济衰退的迹象,不仅挤压制造业利润空间并影响其生存,甚至影响到一代青年人追求创新创业的理想和热情、职业选择和婚姻状态,等等。显然,根本的解决方法,不是去限制价格参数调节作用,因为越限制供给越紧张、价格越高,而是要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放开进行充分竞争。


在市场空间上,以一体化发展作为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选择性变量。受“行政区经济”特性的限制,不仅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步伐滞后,而且区域市场一体化进展也有待根本性突破。表现在各地热衷于追求低层次重复建设项目,进行过度的同质竞争,搞“小而全”的自我小循环,或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诸如制定歧视外地企业、实行地方保护的各类优惠政策,在招商引资中进行政策的“逐底竞争”,牺牲国家整体利益,等等。当优惠政策和各种歧视成了获取竞争力的来源,自然无法进行以效率为基础的公平竞争,统一大市场建设当然无从谈起。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是从纵向方面改变中央各部门给地区各种优惠政策的做法,不能让随意的政策优惠成为吸引资源流动的政策“洼地”,不能诱导地方为争取优惠政策“跑步进京”;二是强调对现有各种优惠政策区进行一体化改造,就是对各种国家区域政策进行开放和区域复制,以平等国家区域战略中的各地区竞争条件,为区域一体化扫清政策障碍,如区域性股权市场和全国性证券市场板块间的合作衔接等;三是为地方政府干预市场行为制定“负面清单”,尤其要防止其利用超经济强制力量行使行政垄断的行为;四是改变地方政府决策的目标函数偏好,从数量、速度偏好转向质量、效率偏好;五是逐步减少地方政府的市场活动参与职能,让其多承担区域公共产品提供者职能,以化解其干预市场的内在冲动。


在市场环境上,最大限度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市场化、法治化与国际化是市场环境(营商投资环境)建设的三大方向和目标。就当前市场化营商环境建设的重点来说,一是为企业市场准入制定好“全国一张负面清单”,不仅要放宽市场准入门槛,而且要公平各类企业准入的条件;二是推动企业减轻各种制度性成本负担,如放管服改革,如降低用能、物流、租金、融资等环节成本;三是完善具有半公共性的水电气暖价格形成机制,如在上游能源价格上涨的条件下,电力产出的价格要适当地弹性化放开,同时辅之以给居民必要的补贴。总之,如果说要素市场的竞争程度直接决定企业生产成本水平,那么市场环境建设的上述三个方面的优化程度,则直接决定企业的交易成本大小。由于交易成本大多数是企业很难控制的外部制度性成本,市场环境的改善将极大地促进企业效率的提升。市场环境建设涉及市场政策统一、规则一致、行动协同等基础问题,是政府的主要职能所在。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是要从上述三个方面改革政府目标、政策结构、工作职能和工作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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