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专项课题小组:面向小微企业建设新的税收体系与支持结构

发布时间:2022-09-09来源:长江产经院作者:长江产经院


内容摘要:为了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激发涌现一大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建议彻底针对现行小微企业税收体系和结构的弊端,建立面向小微企业的全新的税收体系和政策支持结构。主要包括降低所得税、增值税门槛和税负,全面取消各类小税种,制定专门支持小微企业创新和就业的优惠政策,以及健全产业稳定发展生态等。


近年来,在我国具有国民经济毛细血管地位的小微企业总体活跃度有所下降,注册数量持续减少,注销超过一成,这背后既有疫情等短期冲击,也有体制性的长期顽症,是多种矛盾叠加碰头的结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的支持力度。降低税负作为培养充满活力的小微企业群体的重要手段,是应对“三重压力”,提高经济韧性的重要保障。


经我们广泛深入地调研发现,当前,在服务小微企业的税收运行体系上,存在六大不足:


一是划分类型繁杂


目前的小微企业税收参考标准较多,如在所得税上,实行“小型微利”标准;在增值税上,实行“小规模纳税人”标准;而工信部也有相应的小微企业标准。因划分标准不统一,也给针对小微企业在优化税率、税基计算等方面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


二是税收门槛偏高


首先,所得税门槛,“小型微利”企业标准是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三个条件必须要同时满足,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很容易触及标准而失去资格,特别是一些重点解决就业的小微企业,反而可能因为就业人数的增多而失去小型微利资格。另外,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需企业有正税基为前提,具有滞后性,无法给小微企业带来及时的资金支持。其次,增值税门槛,“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年应税销售额500万元及以下,其实,大部分企业只要稍微发展都可以超过这个数。第三,免税门槛偏高。疫情背景下,现有增值税的标准是月销售额在15万内免税,这个免税门槛虽较以前的10万元有所降低,但企业反映仍然偏高。因此,需要把小微企业的税收门槛降低,将纳税标准变成简单易操作。


三是税收负担偏重


当前,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相对于其盈利能力是偏重的,首先,所得税方面,在疫情期间,小型微利企业虽然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超过100万元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实际税负分别为2.5%和10%,但前一标准线仍然偏低,满足条件企业较少,且考虑到一些隐形成本和其他不确定性开支,小微企业仍然感觉负担重。其次,增值税方面,疫情前,小规模纳税人税率是销售收入的3%,考虑到没有进行进项税抵扣,这个税负其实很高,甚至要高于一般纳税人实际税负,而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则不能享受优惠。疫情期间1%税率只是过渡性政策。第三,小税种方面。目前,小规模纳税人还需要交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教育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各类小税种。这些税种虽然对国家税收大局影响不大,但对小微企业还是有较大的影响。第四,全额计税方面,小规模纳税人在超过免税标准后,就实行全额计税,而不是累进税制,这大大增加了临界点突破后的小规模纳税人的负担。


四是就业支持未倾斜


小微企业对国家的最主要贡献之一,就体现为为社会解决突出的就业问题,是国家税收的“溪水流”,而不是“蓄水池”,更不是主力军。据统计,中国中小微企业贡献了80%的城镇劳动就业,对于稳就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相应的,劳动密集型的小微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就是其一笔很大甚至是最大的开支,但在当前税制下,这类成本是不能在增值税中进行抵扣的,这些对小微来说负担非常沉重。


五是创新引导有盲区


小微企业在创新方面有独特优势,我国中小微企业贡献了70%的技术创新。当前税收在引导小微企业创新上,存在的问题包括:首先,所得税加计抵扣不足。研发投入的加计扣除比例,制造业是100%,其他行业75%,增加了一些其他行业小微企业的负担。其次,增值税抵扣缺失。投入创新的人力资源成本不能进行抵扣,而小规模纳税人因为直接以销售收入来计算,所有进项均不能抵扣。第三,抵扣标准模糊,存在税收流失现象。现实中存在除了会计其他全是“研发人员”的企业,细查这些“研发人员”,学历主体为高中和大专,工资只比当地最低工资水平略高,从事的研发项目亦为常规工作,但通过找中介机构编制研发报告,而享受优惠政策的情况,税务部门在对材料进行核查时,明知是虚报研发投入,但因手续齐全、标准模糊而不好处罚,科技部门也存在为提高研发企业占比的政绩而不支持税务处罚等现象。


六是支持小微企业创新不精准


首先,专门性优惠政策缺乏。我国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都不是专门针对小微企业而设计。就所得税而言,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前两年免征,后三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就增值税而言,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试行即征即退政策,这些都是普适性政策。其次,折旧速度不利于小微企业。当前税收规定,当用于研发的机器和设备超过一定价值,允许企业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实行加速折旧,小微企业的研发设备价值较少,因而在折旧上不利。第三,行业限定较窄。重大技术攻关等创新方向较明确,但小微企业创新往往具有偶发性,“一招鲜”,过多的产业限定可能会适得其反,如上面提及的政策主要在技术先进服务业的软件行业和集成电路行业,行业限定就过窄,对小微企业创新支持不利。第四,行业精准度不足。不同的行业,存在不同的利润率、利润额、资产周转率等不同特点,发展基础有别,创新紧迫程度也有别,但税收政策设计并未体现。


疫情以来,国家为了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对小微企业进行了各种降税减费。疫情持续使前一阶段的政策力度和效果递减,中央政策到地方的落实也愈发阻力重重。小微企业的税费本来就不多,在现行的税收体系和结构下,继续减免的空间也不大。以调研中发现,如果除去中型企业,仅以小微企业来说,往往一个省会城市的区税收,小微企业占比可能只有10%左右,针对小微企业的税改一般不太会影响大局。因此,重新审视当前针对小微企业的税收标准,建设面向小微企业的税收体系和结构,促进小微企业的产业升级和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紧迫性。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当前可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一是降低所得税门槛和税负


首先,降低“小型微利企业”进入门槛,简化进入标准,把原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从业人数、资产总额三项标准去掉后两项,只保留第一项,并将门槛降低至500万元。其次,优化累进税率,年应纳税所得不超过100万的部分,按5%的税率征收,大于100万不超过200万的部分,按10%征收,大于200万不超过300万的部分,按15%征收,大于300万不超过400万的部分,按20%征收,超过500万的部分,按25%征收。特殊困难时期,可以此基础上进行一定的减按标准优惠。


二是降低增值税门槛和税负


首先,降低“小规模纳税人”进入门槛,将年应税销售额500万元提高到1000万元。其次,降低免税标准,将现在的免费标准从月应纳税额不超过15万内提升至25万元。第三,实行税收累进制。对于年应税销售额高于300万元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按1%标准进行征收;高于500万不超过1000万的部分,按3%标准进行征收;超过1000万的按一般纳税人标准进行征收。特殊困难时期,可以此基础上进行一定的减按标准优惠。第四,对用工成本进行加计抵减。先试行对劳动力成本统一进行20%加计抵减,并定期分析经济形势,结合政府财力实际情况提高加计抵减比例。


三是全面取消各类小税种


鉴于前文提到的八类小税种,考虑到这一部分对税收收入贡献度不大,而且征税成本也高,但对小微企业发展影响不小,建议将小规模纳税人所需承担的所有小税种全部取消。对于随时代发展可能新增的小税种,原则上不对小规模纳税人开征。


四是制定专门支持小微企业创新的优惠政策


按降低门槛后的“小型微利企业”和“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制定专门性支持创新的政策:第一,重点支持的行业领域。只要小微企业处于国家重点支持的8大领域(电子信息、生物与新医药、航空航天、新材料、高技术服务、新能源与节能、资源与环境、先进制造与自动化),不需要进行资格评审,即可统一按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优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税率和税基方面增加优惠幅度。第二,其他普通行业领域。要对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动和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行为给予特殊税收优惠。在所得税方面,均实行100%研发投入加计扣除,不再区分制造业和其他行业。在增值税方面,对于小微企业的工资支出,可以允许有一定比例从增值额中扣减后再纳税,以体现支持小微企业吸纳社会就业人员。在研发设备折旧速度方面,当用于研发的机器和设备价值占企业资产超过一定比例后,允许企业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实行加速折旧。


五是健全产业稳定发展生态。


把小微企业个体融入到产业生态是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重要途径。可发挥政府、行业组织的“链长制”作用,以及大企业和国有企业的“链主”功能,建设各种专精特新或小微企业园区,共同为小微企业营造良好产业生态。第一,要坚持用市场手段来发展小微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政府可根据产业集群发展的原则,积极建立“专精特新”小企业示范区,形成小企业的产业集聚,这自然会引来大企业的关注和纵向联合。例如,2005年左右起步的江苏太仓德资工业园,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中小德资企业聚集区,吸引了大量大型欧洲企业前来寻找配套合作。第二,完善产业公共服务平台,采取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开放服务的方式,重点支持建立一批为小微企业提供设计、信息、研发、试验、检测、新技术推广、技术培训等专业化精准服务的公共平台,以及政产学研合作平台,引导小微企业与科研院所建立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学研合作机制,鼓励专家在小微企业兼职,并以智力、专利、技术入股,参与收益分配。


六是做好多政策协同效应。


政策的帮扶,除了减税支持外,一揽子财政、融资、人才帮扶,降生产要素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等,均要加强协调,形成合力。第一,畅通部门协调机制。可以由上级,甚至地方政府一把手担任“政策链主”,例如温州成立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领导小组,党政主要领导直接负责,各个职能部门能力配合,推行“易企办”,为政策落实直开绿灯。第二,畅通政企协调机制。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容易遇到“肠梗阻”问题,或者有偏差需要修正,需要建立一个规范化的渠道,不受时间、地点和领导人变换而改变,不断将小微企业的意见诉求一件不落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推动政策在实施中不断细化完善,提高企业获得感。第三,畅通评估反馈机制。政策协同支持效果如何,小微企业的获得感如何,都需要科学规范的第三方评估,避免自我表扬,避免执行“空转走偏”,并进入政府高质量考核的指标体系,让评价具有权威性、有效性、约束性。


(本专项课题小组由陈东、刘志彪执笔,参加该专项课题讨论的有:刘志彪、陈东、滕霞、宋文阁、徐宁、缪锦春、刘根荣、于晓华、杜运苏、谢杰、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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