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明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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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在某些技术领域的突破和中国经济的总量的不断发展,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明显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中国将不得不再一次面临“卡脖子”的困境。那么很自然的引出一个问题,在面对美国的技术封锁,国内产业技术在国际上突破口在哪?由于计算机、电子信息制造行业有着典型的全球协作生产特征,也是高技术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代表,文章便以此产业为例对产业生产中技术含量分布进行总体分析,然后再通过对比产业链的技术投入来源,分析中国该产业的相关关联产业和分布情况。同时我们对比中美两国产业链微笑曲线的区别,来区分两国产业链的不同特点,认为短期内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强与日本、韩国和欧洲的技术联系。

一、产业技术含量分析

文章首先根据倪红福(2017)提出的行业技术含量计算方法对中国的计算机、电子信息设备制造行业2000-2014年期间产品的总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以及所使用的其他国家(地区)(美国、日本、韩国、台湾以及欧盟)的技术含量进行测算①。为了对比,文章还测算了近年来美国该行业的技术含量,具体结果见图1以及图2。

图1 中国计算机、电子信息制造行业产品技术含量(千美元/人)
 
图2 美国计算机、电子信息制造行业产品技术含量(千美元/人)


图1以及图2的测算结果反映了如下几个现象:

1. 近年来中国计算机、电子信息产品的全部技术含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22.6千美元/人增长至2014年的39.1千美元/人,年均增长速度为4%。与此同时,国内技术进步推动了该行业产品中来自于国内的技术含量的大幅跃升,从2000年的1.5千美元/人增至5.6千美元/人,平均每年增长11.5%,对总技术含量占比也从16.1%增加至42.8%。

2. 尽管2000年以来我国以计算机、电子信息等产品制造为代表的行业的产品竞争力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依然客观存在且巨大。这首先体现在,中国计算机、电子信息等产品仍然需要大量来自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以及台湾等国家(地区)的技术投入,即使在国外技术含量占比最低的一年(2014年)中,来自国外的技术投入依然占总技术含量的57.2%(美国、欧盟、台湾、日本和韩国的技术投入占比分别是10.4%、11.4%、5.0%、7.8%和11.1%)。与此同时,美国的情况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00年-2014年期间,美国计算机、电子信息产品中所包含的国内技术水平高达90%以上,2009年后这一比重甚至超过了95%,而中国对美国该行业的技术投入则微乎其微。

进一步地,本文还单独计算了中美两国计算机、电子信息制造行业产品中包含的本国及其他国家(地区)同行业技术水平的情况,并绘制图3以及图4。与整体结果类似,近年来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促进了国内技术升级,国际竞争能力得到了提高,一方面中国产品中所利用的国内同行业技术含量的绝对值不断上升,同时绝对量的上涨也使得来自外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水平占比降低。尽管如此,一些来自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投入依然占比很高。但以美国为例的发达国家的情况则大不相同,生产该产品所需的绝大部分技术投入都源自于国内行业自身,可以说,真正做到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图3 中国计算机、电子信息制造行业产品中来自同行业的技术含量(千美元/人)


图4 美国计算机、电子信息制造行业产品中来自同行业的技术含量(千美元/人)


二、产业技术来源分析

Ye & Meng(2017,2020)借助“微笑曲线”的概念提出了一种在投入产出表中对全球产业链进行可视化的方法。利用产业到消费者的距离和增加值率指标绘制出表征计算机、电子信息制造行业的“位置—增加值率”关系的曲线:横(X)轴表示价值链参与方(各产业部门)在计算机、电子信息制造行业中所处的位置,从左到右表示从生产者到最终消费者的过程。曲线的最右侧表示的产品最后运输和销售的活动(这个部分跟本文的分析无关,所以在作图的过程中予以虚化)。纵(Y)轴表示价值链参与方(各产业部门)的增加值率。曲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拟合,阴影区域代表曲线拟合估计的置信区间。

1、中国计算机、信息技术产业“微笑曲线”

图5显示了2005年以及2014年中国的计算机、电子信息设备制造行业“产业链位置—增加值率”曲线,并用红色圆圈标注了产业链中主要提供技术投入(1%以上)的行业。

(a)2005


(b)2014

图5 中国计算机、电子信息设备制造行业“产业链位置—增加值率”关系图谱


从总体上看,“产业链位置—增加值率”曲线呈两头高中间低的标准 “微笑”形态。中国计算机、电子信息制造所使用的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各行业的技术含量也不尽相同,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除了自身行业(CHN17)的技术投入外,国内的技术投入主要集中在资源以及商业服务类行业(CHN4、CHN41、CHN44、CHN45)当中。其次,在中国的计算机、电子信息制造业中,最高端的技术投入来自于美国同行业(USA17),而韩国、日本和台湾同行业(KOR17、JPN17、TWN17)主要为中国该产业提供了中端技术投入。国内行业自身以及其他制造业类似于化工和金属制造等(CHN10、CHN11、CHN15),则主要提供低端的技术投入。

另外,上一节分析中提到,近年来中国计算机、电子信息等产品所包含的国内技术含量不断增加,从产业“微笑曲线”的变化趋势上来看,可以进一步发现以下两个现象:首先,中国国内对生产计算机、电子信息产业技术投入的增长除了本行业的技术进步外,其他的技术投入增长主要来源于化工、商业服务等(CHN11、CHN29、CHN41)行业。在2005年该产业所包含的技术水平还没有显著来自于国内的这些行业,而到2014年的情况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其次,中国计算机、电子信息上游产业发展开始逐步对美国部分行业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随着中国国内各行业的不断发展,中国计算机、电子信息行业的生产对使用其他国家(地区)产业的技术投入存在一定国产替代。以来自美国产业的技术投入为例,2005年到2014期间,美国技术直接投入到中国该行业的产业减少了(如USA29、USA44未出现在图2(b)中,这两个产业的角色被中国自身替代)。

2、美国产业“微笑曲线”

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对中国计算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后,有必要将美国的同一产业作为参照,进一步探究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使用相同方法,得到的美国该行业“产业链位置—增加值率”曲线。图6描绘的情况更加鲜明地展示出了中美两国间产业发展情况的差异。对比图5和图6可以发现,中国在技术上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该行业自“入世”以来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而这段时间恰恰是美国此行业在全球价值链迅速爬升的时间,牢牢占据了价值链的高端,并通过自己的技术优势将中国锁定在低端。除此之外,和需要借助于其他国家的技术进行产品生产的中国相比,美国生产计算机等电子产品不仅行业自身处于产业链绝对高端的位置,而且主要技术几乎全部来自于本国国内其他行业,这一点再次印证了上一小节文章的发现。

(a)2005


(b)2014

图6 美国计算机、电子信息设备制造行业“产业链位置—增加值率”关系图谱=


三、对策建议

在本文看来,从促进国际间高端技术交流上看,笔者认为,首先应该积极推进与日韩等东亚国家的交流合作,中国应该在疫情结束后积极推动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晤。战略上向东突破也是我们的一个历史经验。在上个世界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封锁和制裁。当时中国实施的应对策略之一便是加强了与日本的合作,并在1992年正式承认了韩国,大量引进韩国资本和技术,帮助当时的中国度过难关。日本在半导体、材料制造、精密仪器以及高端机床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韩国在机械制造、化工和半导体设计与制造等领域也比较发达。而中国在这些领域技术都比较薄弱,所以积极推进中日韩三国合作在战略上意义十分重大。同时三个国家具体的合作抓手也很多,除了已经实施的中韩自贸区外,还有正在谈判的中日韩三国自贸区、RCEP和中国自己的“一带一路”倡议等。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合作伙伴是是欧盟,目前欧盟仍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但欧盟自身的体制问题对中欧深化合作构成了一定阻碍。虽然近日经过一番激烈谈判,双方在双边投资协定上取得比较重大的进展,但是欧盟成员国数众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每个主体都有一定的否决权,这就决定了中欧的合作进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欧自贸区目前还停留在设想阶段)。短期来看,与日韩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成果比较值得期待。从长期来看,中国还是要十分重视与欧盟的合作。由于欧盟自身的经济和外交政策比较独立,相比日本和韩国不容易受到美国的影响,因此加强与欧盟的合作有助于我们分散政策风险。

①数据来源:2016版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WIOD )以及其社会经济账户数据

参考文献:
Bo Meng, Ming Ye*, Shang-jin Wei. Measuring Smile Curve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20, 0305-9049, doi:10.1111/obes.12364
Ming Ye, Bo Meng. Shang-jin Wei. Measuring Smile Curve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IDE-JETRO working paper No. 530.
倪红福. 中国出口技术含量动态变迁及国际比较[J]. 经济研究, 2017年第2期: 44-57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叶明团队:
叶明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吴瞳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