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李强书记在省委第二期县委书记工作讲坛上指出,要盯牢重点,突破见效,善于抓第一要务中的“要事”,特别是要让居民收入、企业利润、财政收入“三个口袋”更加充实。江苏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紧扣“创新”、“富民”两大主题,而“富民”即让“三个口袋”更加充实。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认为,“富民是一个比较综合的概念。不仅包括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至少还包括提升生活水平、福利保障水平等方面的内容。跟全国其他省市比较,江苏居民收入水平并不低,但是长期以来,江苏的城乡居民收入与GDP的比例之间不够协调。因此这里我们对富民的讨论,主要应该把问题集中在如何提升江苏省GDP中居民收入含量上,以及精准扶贫上”。近日,群内各行业专家、学者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纷纷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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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聚焦富民
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途径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就“江苏聚焦富民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途径”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确讨论范围的界定。
一是我们仅仅讨论“富民”问题,不是讨论居民过上美好生活的问题。后者最起码包括居民富裕程度、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生态环境质量、公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等等。按照江苏省第13次党代会报告表述,居民过上美好生活,就是要使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有更满意的收入、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基本形成设区市城市到南京1.5小时的高铁交通圈,城镇社区形成15分钟的医疗、文化、健身、养老等服务圈,城乡居民逐步享受到标准化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享受到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
二是考虑到江苏城乡居民目前人均收入水平始终处于京沪、浙后面,位于全国第四位,与江苏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适应,但是GDP中居民收入含量处于全国中等偏下位置的事实,江苏聚焦富民问题的症结其实就是如何提升GDP中居民收入含量的问题,即经济增长如何与居民收入协调。正如党代会报告所说的“现在我省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够相称,有些地方老百姓收入还不高。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
江苏这个时候提富民,可能的原因:一是过去发展模式下,发展富了政府,富了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没有真正实现“富民”;二是江苏居民的平均收入并不低,但是与发展不同步,GDP中居民收入含量低;三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富民目标的短板在农民尤其是苏北农民的问题上。
因此,其实我们要讨论的“富民”问题,其实就可以仅仅局限于两个问题:一是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化和对称化;二是提高低收入人群的人均收入水平,在这个意义上,富民可能就是要“富”农。
江苏过去因GDP中居民收入含量一直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因此有强烈提升居民收入的要求。这个衡量发展程度的指标水平低,我觉得主要原因一是1992年尤其是2000年以来,江苏依靠吸收FDI取得了巨大的增长业绩,但是外资经济的特点是GDP留下了,税收优惠了或给国家拿走了,土地出让收入地方政府拿走了,但江苏居民主要只获得了廉价的打工收入;二是江苏是大规模、资本密集型工业经济,居民打工多创业少,不像浙江的老板经济,因此居民平均的收入相对比较低;三是历史上江苏历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江苏财政上缴国家的基数高比例大,自己留下的相对少;四是二元地域经济结构,广大苏北地区还处于发展的较低级阶段,城乡居民收入都比较低,从而拉低了江苏的平均数。
富民的问题,政府不仅应该是营造环境,还应有更多的战略功能。简单谈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考:
一是要积极扩大开放领域,提高吸收外资的水平,提升外资经济的发展层次,主要吸收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外资,减少或不吸收对一般的低技术、有污染的产业的外资,以增加对高知识和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增加其平均收入;
二是江苏未来主要应该发展民有、民营和民享型经济,把过去过度让渡给外资的资源,尽量转移到民营经济而不是国有经济身上来;
三是依托于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大力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凡是服务业发达的地区,人均收入水平也高,如京沪。现代生产者服务业是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经验证明,发展它除了要依托制造业基础,还必须依托于大城市区域,即世界级城市群。只有城市化才能有较高的服务业化。
四是江苏要克服长期的单一的制造业偏好,大力发展金融经济。金融与制造业发展不匹配,一直是江苏人心头之痛。由于金融是现代服务业的主体部门之一,因此金融不发达极大地影响了江苏的人均收入水平提升。
五是大力发展股权经济。根据江苏人的个性特征,要求他们个个像浙江人那样去创业,也勉为其难。但是如果利用江苏人才多、教育水平高的优势,大力发展股权经济,就可以实现江苏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升。六是发展苏北要有大胆的改革思维和特殊的政策。
我的想法是,政府不要主要想在收入在分配上做文章,那是你多我少的零和游戏。战略上主要应该着眼于增加生产性努力,尽量减少分配性努力。
职工收入属于增殖税纳税事项,所以如果增殖税率长期处于17%的水平,经济不是高速增长,企业肯定不愿主动提高员工收入,而且,企业会选择机器换人的办法尽量减少员工数量。这一方面,企业会多用机器、减少用工;另一方面,由于机器设备还可以作为进项抵扣税款,所以必然鼓励机器替代劳动力。除此之外,还有劳动法对企业员工在某些方面的过度保护,如伤残、辞退等方面,都会影响企业用工积极性,从而制约富民战略实现。但是由于劳动法、税法都是地方政府可以提意见但根本无法自改的外在因素,企业用机器而非更多地用人,就是必然的应对措施。企业这种选择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不仅无可挑剔和指责,还是技术进步应该鼓励。但是肯定会在中短期中造成严重失业,从而影响富民目标。这要求政府在宏观上发展服务业,发展培训业,吸收人员就业。
孙军(淮海工学院):经济能够持续良性增长就是富民。富民的大前提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关键:一是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二是重视教育,尊重人才,三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江苏下一步可能的策略有:
一是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只有升级了,巨大的势差才能够为其它产业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更有利于各种财富的创造;
二是要让利于民,只有农民收入更多了,才可能配合政府推进新型城镇化化,实现收入提升,防止烧火棍一头热,最后两头冷;
三是继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将各种战略理顺,协同推进;
四是南京、苏州等城市要逐步增加土地供应,稳定房价,吸引更优秀的人才加入;四是充分尊重市场,推进教育公平,让江苏的教育相对更多的服务于江苏人民、推动医疗和公共基础设施等建设!
张月友(南京财经大学):作为阶层词语,富民的症结在于害怕政策不确定,没有安全感,想移民。作为动宾词组,富民的症结在富农,在服务业落后。
富民的问题不是收入分配的问题,是如何富农的问题,是城乡一体化的问题,是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服务业供给不足的问题。
周斌(省邮电规划设计院):现在富民的压力太大,尤其中产阶级及以下:(1)小孩教育、生病医疗、房子、婚嫁等,再多钱一场难可能就一无所有或回到解放前;(2)江苏地区经济发展民没有完全享受到发展的红利,高税收、低补贴,有时候反而成了压力,比如城市的高房价、农村土地流转失去了土地仅拿少许收入的农民;(3)大多数人富裕起来的体质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还是少数人凭着读书、继承富裕。
政府做环境,各方面的环境,成体系的去做:物理环境、政策环境、金融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等等,省、市、区、县各有分工,而且是长期,同时要分类考核;现在偏实体的环境其实已经很好了,就是缺少让大家大力创新创业的环境,积极创业的也很少。
如何让大家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红利,共享成果?
(1)取之于民,必须用之于民,如基础设施建设并免费或低价给予使用;
(2)通过减免税收、补贴、政策扶持等予以返还;
(3)在不同领域成立基金,逐步解决教育、医疗、住房等等方面的问题;
(4)政府的税收来自于超高收入者或企业者,他们多交一些影响不大,还是富裕者,但低收入少交或不交,就充分调动了他们积极性。
另外:第一,创造环境降低打工者的生活成本,吸引企业投资;第二,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尤其在新一轮城镇化发展中,让打工者变成共有者,或部分所有者,享受发展的红利;第三,对于政府利用本该市民所拥有的资源,如土地、河流、矿产等,不是政府简单补偿,而且必须给予老百姓共有的权利,这样在整体发展时,老百姓才能一起享受发展。
藏富于民还有一个建议,多种体制机制创新和尝试:新的城镇化下的家庭联产责任制;民间小额多种资本与实体相互集合的集体所有制;国企与民营混合所有制;……
马步洋(Metalink新材料):
(1)发展经济当为基础,着力改善江苏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形成高质量高利润率产业群,企业须富、有能力支付更高薪资于劳动者;
(2)政府压缩开支,尤其是减少政府无效GDP与浪费,地方财政节省用于解决民生问题,尤其是医疗、教育、公共服务问题,让民众的钱包不应以上重大开支瘪下去,当然不是简单福利分配、而是省域政府以公共财政直接支持普惠民生;
(3)制订地方政策、补贴就业培训、引导就业方向,呼应本省产业结构升级,为民众通过升级的就业就构获取更高收入;
(4)优化创业创新环境,满足、支持民众的创富愿望与创业行为,以法律许可的低税、低费与完善的服务与营业环境创造一个低营商成本省域;
(5)力求减少本省财力外流,聚集财富于兹,民众享有于斯。
孙月平(江苏省委党校):江苏聚焦富民这个题目很大,也是老问题,症结主要有以下四个:1.从区域层面看,江苏苏南情结深厚,苏北民生是短板,四种收入都很低,其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探讨把现有的发展战略,诸如沿海开发、东中西合作等国家和省的战略,融入、对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否则就是自拉自唱。2.从产业层面看,江苏制造业情结深厚,历史上重工轻商,三产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发展不足,科教优势墙内开花墙外香,美国金融危机后又把网络经济当作虚拟经济来批判,过分强调制造业对服务业的支撑,错失良机,江苏城镇居民收入在全国长期列第五、六位,服务业比重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数、低于北上广浙是一个重要原因。3.从企业层面看,江苏公有制情结深厚,官本位突出,民企地位低、经营制约多,江苏民企基本上追随国家大环境兴衰,逆势发展非常困难,在新兴行业很难出现巨人、龙头企业,企业结构“多小散弱”、产品结构缺乏高端品牌、产业链处于中低端、企业职工收入低等等状况长期难以扭转。4.从制度层面看,江苏GDP情结深厚,各级干部要面子不要里子,只管锅里的不管碗里的,富民政策很难落实,而当前基层政府财政、税收、产能、债务等泡沫很大,需要一个较长时间来消化,老百姓还要继续过苦日子。几年前省委省政府公开宣布2017年城乡居民收入扣除价格因素比2010年翻一番,现在好像不提了。
解决途径:聚焦富民,必须全方位聚焦民本经济,坚持民有、民营、民享,藏富于民。
提升江苏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必须确保居民收入增长持续跑赢GDP,这比中央要求的同步要高,这很不容易,因为江苏做分母的动力比做分子的动力足。在生产性努力中,增加工资性收入靠扩大就业、提升人力资本含量;增加经营性收入靠发展创业、创新;增加财产性收入靠稳定房价、股市。而转移性收入应属分配性努力。
沈凯玲(澳洲国立大学):如果说江苏的经济特点是资本技术密集,那与之相配的人力资本的回报应该更高才对。如果打工者收入不高,或许是江苏的人力资本也很丰富,供给充分?那么,人力资源丰富又廉价,这应该是一个对资本非常有吸引力的地区啊?为什么不能吸引更多的资本来江苏投资,来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呢?
我理解,江苏毕竟是一个省,如何界定再分配的目标群体,对于人口流入和流出的影响都需要考虑。另一方面,生产性努力的受益群体也未必就一定是江苏人,但水涨船高,如果真正成为"好”工作的聚集高地,对各层次人群或许会都有益?
田伯平(江苏省社科院):讨论江苏居民收入必须注意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背景,不具备大幅提高的可能性,同时增加收入的内涵要相应调整。
对过去江苏居民收入增加的主要途径进行分析,江苏居民收入增长比较快(指比全国和周边省市)的是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特别是农民收入,来源于乡镇企业。90年代后期以来基本是与全国同步,在全国地位基本没有提升。
华建强(江苏省发改委):李强书记这次党代会上将三个口袋的次序调整为“居民收入、企业利润、财政收入 "三个口袋更加充实”,三者之间的次序调整是有很深用意的,应该说居民收入增加是目的,企业收入增加是源泉,政府收入增加只是手段。与浙江相比,江苏是强势政府,所以,要提高居民收入,首先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
刘晓昶(华泰证券):因为江苏居民更加保守稳健,闯劲不足,因此更需要政府大力推动和鼓励创业。鼓励居民多渠道拓展收入来源,从单一的工资收入转变为工资、股份分红、利息、房租、兼职收入等,转变收入结构。
江苏不能只定位为制造业,金融行业同样重要,而且要打造金融行业良性生态圈,形成错落有致的金融生态系统。不能因为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江苏就放弃打造金融生态圈,江苏完全可以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后花园,提供更加完善的金融生态系统。
施康(香港中文大学):江苏要在全国有一席之地,必须有大城市,没有大城市就没有人才和金融业。当城市的优势体现出来的时候,人才就会聚集,各种资源才会汇集,我强就是邻弱。现在为了分流一线北上,呼吁一线城市或者次一线城市的声音很大,江苏要主动做大,否则杭州一旦形成规模和优势,江苏发展后劲就尴尬了。江苏要在全国突出,必然要有些大动作,合并是最直接粗暴见效的。现在外部的环境不利于江苏安静的内生发展,要抵御上海杭州的虹吸效应,所以我建议搞个适合人才生活工作的大城市。
刘浩(江苏省委办公厅):我不这样认为,发展不能老是强调地方合并,我觉得合并是条错误的路,那又是再走追求量的老路,地方发展还是要靠内生的动力和质量,创造内生发展的环境和生态,合并不仅不能持续,反而把地方特色消除了。
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富民的途径:
一是创业层面,创业的成功,使得人能够实现财务自由,在财务自由的情况下,人才有可能实现无障碍的生存、发展和生活,甚至可能会实现物质和精神上的极大富有,即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江苏。
二是创新层面,通过企业创新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提升产品附加值,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而改善人民群众的工资性、奖励性收入等。
三是通过财产性收入改善来实现富民,比如储蓄、股票、债券、保险、理财产品等收益增加,比如通过天使投资的获利来改善个人财产收入等。
四是企业竞争力提升获取财富的总量增加,进而通过企业职工收入的稳步增长实现居民收入的改善。要大力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专、精、特、优、新”企业,包括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单打冠军企业、冠军品牌;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和跨国公司,代表中国深度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国家队(特别是要培育出类似华为这样民营企业,进入这类企业工作的人员,基本上具有极大可能成为中产阶层);同时也要培育一批能够深度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和国际金融投资的金融机构、金融集团。此外,对国有企业来讲,要做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要让国有企业职工的富有转化为大众能够通过公平机制进入国有企业,从而也有机会通过在国有企业工作而实现个人生活富裕。
五是从制度层面消除富民的各种阻碍因素,构筑富民惠民、以人为本、人民共建共享的体制机制,即改善富民的环境,包括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如一次分配解决效率问题,二次分配解决公平问题,还包括改革个人所得税调节(如一套房者可通过个人所得税抵扣房贷利息等)等。同时,降低中小企业税负,并将降低的税负部分主要用于改善职工的工资收入等。
总的来说,一个地区要实现富民,宏观层面上最根本的是要增强内生增长机制,中观层面上是要实现产业竞争力提升,微观层面上是要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制度层面上就要在实现财富总量攀升的同时,将这种财富增量更多更好地转移到老百姓的钱袋子里,实现“富脑袋”和“鼓口袋”。
王辉龙(南京市委党校):能不能换个思路评价“富民”呢?收入是一个方面的指标。除了收入之外,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可得性,生活成本等是否也应考虑进去?如果政府财政多占了居民的收入,又把这些占去的收入以公共服务的形式提供给居民,那还是增加了居民的财富(财富=私人财富+公共财富)。所以,聚焦富民在增加居民私人财富的同时,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财富也是期中的一个方面。当然,私人财富偏低确实是我们的短板。
江苏还是要做优服务、做优产品,以应对高铁时代和互联网背景下的区域竞争。
吴继冈(常州市发改委):富民不同于惠民。江苏靠产业发展发家,富民还得靠产业转型发展支撑。
姜德波(南京审计大学):所谓富民,本质在于GDP分配中居民收入份额的提升,过去是经济发展富了政府,未来要藏富于民。然而,从微观现实看,居民收入的提升不能寄希望于本职工作的薪酬,而在于薪酬之外的财产收入、股权收入、实业收入,浙江人的富,不是一般的薪酬高,而是家家有产业、人人当老板。江苏富民的根本出路不是一般的提高工资,而在于鼓励民间创业,让普通的百姓在正常的工作之外有一份自己的产业经营的收入。
谈镇(江苏省委党校):现在阶段,首先保障资产性收入,其次提升保障性收入。
缪放嵘(南京中诚石化集团):我祖藉浙江义乌,生长工作在南京,谈富民的差异我感觉还是观念,浙江培养子女目的是参与市场竞争,江苏培养子女目的是进体制占位子。但三十年改革下来,从富民的百姓民间财富积累看,我觉得可能江苏强于浙江,一是百姓主要都是打工收入,江苏大工业比浙江小手工还是有优势的;二是江苏土地房价可能整体高于浙江,资产增值收入至少差不多;三是差距拉大的更重要的原因,浙江人不厌恶风险。
刘根荣(厦门大学):现在还谈如何促进先富问题就不合时宜了,这次讨论重点应该是如何促进江苏整体共富的实现方式。
江苏促进民富,关键是要稳定中产阶层的收入,在保证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的基础上,重点保障其财产性收入的稳步增长。
要富民,其根本路径:一是要提高劳动效率,从而提高实际工资水平,扩大劳动力要素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要提高劳动效率,就要发展智力密集型产业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智力密集型产业主要集中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如软件服务业、金融业、工业设计服务业、各类专业事务所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主要集中在高端制造业,如智能制造。提高劳动效率,要鼓励企业技术创新与企业制度创新。二是要拓展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以及其他工资外收入。如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为居民提供安全的投资渠道;发展共享经济模式,如开放网约车服务。
要富民必须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应降低行业壁垒,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某些垄断性行业;对新的商业模式要有包容性,政府不应动则干预,应该允许其存在,法无禁止即可。
改变创富模式,更要改变财富分配模式。像华为依靠人才科技的投入,在创新中创富,同时又通过员工持有虚拟股份取得分红收益,这种分配模式就是民富的长久之道!
民富离不开资本市场的发展。股市、债市以及基金等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为广大民众带来投资性收益,这是富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凌炎(江苏精诚&精缦毛毯):一个地方的人民是不是富有,应该看收入和支出是否平衡,江苏民均收入在全国应该属比较高的,但是不算富有,原因在于消费更高,把赚的钱都花出去了,怎么谈富裕?首先,用于医疗花在医院的钱,其次国有教育补课或者私立学校昂贵学费,房地产价格过高,使得即使赚了钱还是逃不过房奴的局面。
从企业角度看,员工工资5000元,增值税就要交5000*17%=850,社保再1300,民营企业需要承担每个月2000多的无偿费用,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转移海外,资金流向海外的根本原因。对于办企业我们首先会想到社会责任感,交税与尽可能为社会分担更多责任。某些问题的提出不代表着要个人或者企业要得益多少、而是在走国际化道路上与各国不脱节,希望能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前两个月去蒙牛公司,蒙牛公司目前已经机器人改造代替人工超过70%。机器坏了,修好就可以;人受伤了治疗好要按伤残等级作高额赔偿,有时候一些企业老总面对伤比较重的就直接放弃治疗,医生也建议不治疗赔偿少。因此我觉得劳动合同法必须修改,很多人都知道劳动合同法是早产儿,不健全。但是一直没修改,导致劳动者在企业里不是想要做好事情,而是钻空子敲诈企业,一方面导致更多劳动者仿效,阻碍经济发展,一方面造成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道德缺失;另外从企业角度来说,企业主也不傻,面对利益的时候,由于怕承担过重的劳动赔偿损失,有时候会放弃对劳动者的救治,也同样会造成道德缺失。
关于江苏富民我认为:一是不要强制性地把有市场需求的中低端制造业关停并转,二是通过职业培训将相关劳动力转移到服务业去。此外,设法增加家庭的财产性收入,这一方面,我认为可以学习浙江的温州和福建的晋江:工作之余去承揽一些企业的手工活在家中做,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打麻将打牌上,当然这个需要企业配合和信任。
单豪杰(中投证券):富民三条:减税放权、教育培训、以法治精神建设美式资本市场。
减税放权解决机制与动力;教育培训为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建解决新知识背景下的人力资本和效率问题;美式资本市场解决财富增值与创业问题。其他交给运行主体,技术效率、生产模式、产业结构均为内生或者说是结果。
赵进(江苏省商务厅):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江苏如何富民。减税当然是富民的一个重要措施,但在省的层面是实现不了的。在省级层面能做的,在制造业往高端走的同时,要解决好低技能劳动力的去向问题。一是不要强制性地把有市场需求的中低端制造业关停并转,二是通过职业培训将相关劳动力转移到服务业去。此外,设法增加家庭的财产性收入,这一方面,十七大报告中就提出来了,但似乎还没落到实处。
让农民富起来,首先要减少农民,城镇化可以创造农民非农就业的机会。第二农业要逐步实现专业化、规模化经营,这个需要制度创新。
夏网生(江苏省商务厅):感觉这次省党代会讲的富民不同于以往的战略导向是植入富民基因,可能更多的是民富,民是主角,要改造靠打“洋工”的富民基因!这种新的富民基因怎么构造,就是鼓励创业创新,让创业创新者先富,带动大众致富!创业创新者要先富必须让资本和知识拥有者得到充分回报,江苏这方面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尊重知识要体现在市场价值上,可以制定有突破性的政策措施,特别要让知识在参股、所得税、知识产权保护、再学习、休假等方面有重大举措。农村电商的发展使许多乡村致富,如沙棘,徐州的苹果村、玻璃瓶村,都是几个回乡的年轻人搞起来,形成示范效应,商业模式创新空间也很大!
王洪亮(南京审计大学):从富农角度看:一、积极引导农民非农就业,加强对其职业培训,提高其人力资本水平。二、鼓励农民创业,利用市场机会,提高其收入。三、引导农民进城,通过参与城市复杂的劳动分工提高收入。四、鼓励有条件的农民跟随子女进城,更深入的参与家庭内部分工,提高整个微观家庭的效率,从而提高家庭人均收入。
储胜金(江苏省委研究室):刘老师讲,富民的短板是富裕农民,富裕农民,要有改革思维和特殊政策,我很赞同。现在很多农民已经非农化,但有的不愿进入城镇,因为不愿意放弃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村集体经济股权;有的无力进入城镇,因为农村三权无助于减轻其进城入镇的成本。现在不少地方在探索“三权到人(户)、权随人(户)走”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但有不少自我设限。我个人的想法是,在保留农民三权的前提下,放松对三权经营权转让范围的限制。目前农村承包地的转租,已经不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难点在宅基地。要对宅基地进行权能的分离,宅基地的使用权仍然归原来的农户,但宅基地(含其上物业)的经营权(居住权)可以向全社会转让,而不应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老实说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农户不太会再去获取第二块宅基地、第二栋房屋)。地方政府可以设定转让的期限,一般不超过多少年限,到期后,由拥有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户与现在的经营户(租户)商量,是续约还是由农户收回。农户和租户也可以约定是否同意对原有房屋进行改造。当然目前看这种权能分离还有很多未尽事宜,属于不完全契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种制度安排,既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利益,减轻政府对农民失地失居的担心,又可以有效盘活农村闲置资源,使之成为助推农民城镇化的资本和资金,还有利于在农村发展农业综合观光、乡村旅游、民宿经济、农村养生养老等新型业态。
任保全(常州大学):
分析江苏富民的症结所在:
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提到,实物资本、一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这三种要素的不同增长状况可以解释国家间人均GDP差异中的80%,然而通过对三要素的深入分析,有助于发现富民问题的症结的缘由。(1)江苏在以往经济发展中,可能更偏向于实物资本和一般劳动力的贡献,而容易忽视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2)而在实物资本中,又更多的依赖外资的作用;(3)以技术水平较低、劳动力素质不高的低成本的一般劳动力作为比较优势承接国际外包从事加工贸易。显然,三大要素分配和结构中的失衡现象,可能是导致江苏省GDP中收入含量低,以及与GDP增长不协调的重要原因。
江苏富民的解决途径:
在促进江苏民富的过程中,应努力实现两个目标,一是提升江苏富民的(平均)数值水平,二是要注重富民内在结构的平衡性。对于前者来说,可通过补短板进行转换,对于后者来说,要通过主动性的调整加以实现。具体来说,
(1)补民营经济的短板。将以往更多注重外资发展,转到注重民营经济发展上来;
(2)补服务业的短板。要大力发展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相配套的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加大相应的服务业人才的培养和积累;
(3)补人力资本的短板。在未来加大投资的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投资的分配,要将投资引向科研与开发的部门,而且尤其要注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4)调整匹配性问题。在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换的过程中,要注重人力资本提升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协调性;
(5)调整三个口袋的排序。用居民收入、企业利润、政府收入这“三个口袋”反观GDP构成,要将居民收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并且要通过大力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和技能水平来增加居民收入。
文字整理:查婷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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