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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刘志彪 张月友:新苏南模式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协同发展

发布时间:2018-05-08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张月友

  摘要:江苏南部地区对传统的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进行的实质性改造和创新,激发了新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协同发展的新动能和新活力。由此形成的“新苏南模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江苏经验。

  关键词:新集体经济; 民营经济; 外资经济; 协同发展; 新苏南模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支持各类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是我党坚定不移的既定方针和政策。江苏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的排头兵,在长期的工业化过程中坚持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协同发展,由此形成的“新苏南模式”,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是江苏南部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实践的重要驱动力。

  演变历程和历史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苏南地区的所有制结构演变,总体上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轨迹。以“苏南模式”演变为主线,苏南所有制结构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关键节点。

  1.第一个节点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以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主要标志

  苏南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传统计划经济与人民公社的体制环境下,苏南地区由集体兴办乡镇企业、乡村企业,是我国农村发展、农民致富的重大创举。当时的乡镇企业是一种集行政管理权与企业经营权为一体的混合型组织,这种政企一体的组织形式对地区经济发展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方面,可以有效缓解来自传统公有制制度的行政壁垒和行政压力,促进本地乡镇企业与周边大中城市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横向联合;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解决资金短缺难题,通过公社内部积累的集体财产直接转化为创办乡镇企业资金来源,突破了当时国有信贷资金无法流向乡镇企业的巨大瓶颈。

  2.第二个节点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外商投资企业大量涌入为主要标志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决定实行沿海开放战略,随后在90年代初期,将上海浦东作为重点开发开放区域,苏南地区抓住机遇,利用邻近上海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浦东,外资、外贸、外经(简称“三外”)齐上,全面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苏南地区的各类开发园区先后建立,成为吸引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平台。经过20多年的发展,苏南地区已经成为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最为密集的区域,世界500强企业中超过八成落户于苏南。

  3.第三个节点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以股份合作经济、民营经济兴起为主要标志

  农村集体所有制为主的产权结构在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全面发展,产权界定不清晰的农村集体产权结构,逐渐显露其抑制企业组织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弊端,成为阻碍苏南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为此,1997年起,苏南乡镇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股份化与民营化改制,经历了从单一的公有制到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演变轨迹。

  显著特征

  1.迄今为止仍需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庞大的竞争性国有资产,在苏南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过程中,为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

  苏南经济基础较好,国有资产总量较大。虽然国有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的股份化、民营化改制比较彻底,但绝大多数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企业仍然保留了国有控股地位或国有法人控股地位。国有经济注重的不仅是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社会效益。虽然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但在优化资源配置、推进转型升级及保障民生事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基础设施建设及公益性事业领域发挥了资源配置以及资本投入的导向、带动力作用,为苏南的城市建设、新农村建设以及经济转型升级作出了重要贡献。

  2.新集体经济在产权、管理、经营及分配等方面均具有区别于一般集体经济的新特点

  (1)在新世纪初,虽然苏南的乡镇企业纷纷进行民营化改制,但集体经济并未就此消失,反而在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和调整之后,演化出了新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江苏目前的集体经济主要活跃于农村,是通过农村股份改革,重构苏南集体经济组织形态市场运行微观基础,以股份合作社、经济合作社及股份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它包括四种典型形式:一是资产租赁型,这种形式收益持久而稳定,因而比较普遍;二是企业股份型,主要是指乡镇企业改制时余留下一部分股份,这种形式使村民获益更多、更直接;三是农业开发型,主要是通过对土地的集中整治,建设“格田成方、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为规模经营和发展现代农业奠定基础;四是联合发展型,有利于打破各村各自为战、零散低效的格局,加快村级经济抱团联合发展步伐,使村级经济变身为企业化发展的联盟经济。

  (2)苏南新集体经济特点的具体体现:一是在产权界定方面,通过清产核资、股权界定和股份量化,将集体经营性净资产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明确了农村集体资产权属关系;二是在管理机制方面,能人经济与民主管理有效结合,苏南各市县也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农村集体“三资”(资金、资产、资源)管理信息平台,并联通到村,加强集体“三资”监管,减少违规和腐败行为的发生;三是在经营选择方面,基本退出竞争性领域和产业,经营渠道选择普遍为资本经营、资产资源租赁和承包经营,通常的做法是兴建标准化厂房、打工楼及商业用房等物业用于出租,经营风险小,收益持久而稳定;在收益分配方面,主要实行“按股分红”和共享公共福利相结合,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收益状况与成员的利益联系更加紧密,村民成员得到的实惠更多、更直接、更公平合理。

  3.外资经济发展仍然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苏南主要是通过完善外商投资环境,发展以吸收FDI(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的加工贸易经济。但这种简单粗放的加工贸易模式,使企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条的低端,容易形成对劳动密集型等低端产业的锁定,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苏南本地企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攀升。近年来,探索这一模式的升级是苏南发展外资经济的重点。一方面,外资经济在江苏经济发展中仍然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传统的加工贸易模式正在逐渐改变,开始有更多的本土企业通过加强本土企业之间、本土企业与跨国企业间的产业关联来升级进出口贸易模式,进而促进经济结构升级。

  4.苏南民营经济具有次生性、模仿性和后发性,属于“次生型”民营经济

  苏南民营经济源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民营化改制,带有鲜明的江苏特色。苏南的民营经济之所以选择这种发展模式,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对政治风险的有意回避,二是政府的有力推动,三是对后发型制度创新优势的有效运用。可以说,苏南发展次生型民营经济一定程度上是以较小代价实现了较大收益,但也正由于这种约束,导致苏南民营经济的市场性发育不充分。改制后的民营经济实体,或多或少地带有旧集体经济模式的痕迹,在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外部的经营决策以及与政府关系等方面,依然存在对原有发展路径的依赖。本质上,苏南民营经济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因此,苏南民营经济的发展在产业定位上,比较偏重于制造业部门,服务业发展相对较弱。但这同时也表明,苏南民营经济的产业空间、发展前景仍然广阔。

  现阶段苏南国有经济和新集体经济、外资经济以及民营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协同演进趋势,三者的产业划分也并不是完全地“楚汉分明”,三者实际上是相互交融的关系。其中,苏南内资企业为外资企业配套,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成为外资企业全球产业链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苏南集体经济也为外资、民资提供基础设施、标准厂房和职工宿舍等。

  原因分析

  现阶段苏南地区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协同演进关系,本质上是基于比较优势形成的竞争性互补关系。这种关系的微观基础,是不同所有制产权主体的特征差异。它既体现在目标效用函数上,也体现在激励相容约束上。

  1.目标效用函数差异,内生地规定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产业分布上的互补选择

  不同所有制主体追求目标效用函数最大化,但每一种所有制主体考虑的影响因素不同。如果是私有制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在产业选择上,哪些产业预期利润高,私有制主体就会选择进入哪些产业。一般而言,预期利润较高的产业大多市场竞争性较强,因此,苏南民营、外资企业也比较集中地分布于市场竞争性强的产业领域。对于国企和新集体经济来说,就不只是单一地追求经济性目标,还要包括社会性目标、政治性目标等,其目标效用函数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为此苏南的公有制经济在产业选择上,自然会偏重于基础设施等社会公共服务部门、石油及天然气等自然垄断部门。

  2.激励相容约束的差异,决定了不同所有制产权主体的产业指向具有互补性

  私有制产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严格明晰的产权安排。由于这种产权安排是排他性的,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容易形成对称性均衡,相容于统一的企业制度框架之内。相应地,企业的交易成本被降至最低,而决策效率则相对较高,对市场变化也相对比较敏感。因而民企和外资在产业选择上,比较倾向于选择市场竞争激烈、产品差异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如零售、餐饮等服务性行业。然而,对于国企和新集体经济企业而言,其产权界定与私有制企业之间有较大的不同,而且其产权安排也是非排他性的,企业内部的激励相容约束达成一致的交易成本较高,决策效率通常较低,对市场变化也不甚敏感。为此,这些公有企业的产业分布,往往比较倾向于标准化、规模化程度高而市场竞争性、需求价格弹性相对较小的行业。如苏南新集体经济的产业分布,目前主要集中在标准化住宅建设、大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土地租赁及控股集体母公司股份等方面。

  总之,不同所有制主体在目标效用函数和激励相容约束上的差异性,实际上也是不同所有制的比较优势所在,因而不同所有制主体可以基于产权差异,充分发挥相互间的优势互补作用,从而实现产业的科学定位、合理分布和协同发展。

  成功经验

  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民居住以村庄形态存在、农民要走共同富裕道路,决定了我国需要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苏南农村的蓬勃生机与新集体经济给予的充沛活力和潜力分不开。从苏南实践看,发展“新集体经济”是一个重要的选择方向。

  1.我国农村所有制结构中集体经济与民营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方向

  与苏南模式中的传统集体经济相比,“新集体经济”更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规律,与民营经济相互补充、相互依赖,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苏南众多的民营经济发达村,大多也是集体经济的强村。在这些村,集体经济基本上退出了市场竞争领域,转而定位于为民营企业提供基础设施,如集体宿舍、标准厂房及交易场所等不动产形态的租赁服务。同时,民营企业为集体经济提供收入来源,以及改进管理机制的竞争活力和动力。

  2.实现强村富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集体经济的特征是民有民享,具有较强的救济、福利和保障功能,是有效改善收入分配、缩小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途径。苏南众多村庄随着集体经济地不断发展,实现了强村发展和富民兴业有机统一。如2013年苏州、无锡两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超过2万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缩小到1.9∶1。

  3.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和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重要选择

  目前我国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还不能完全由公共财政来保障,而且这种情况可能还要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苏南“新集体经济”发展好的地方,租金收入、分红收入及经营收入增加了集体财力,农民收入、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及农民幸福指数也都相应得到提高。

  4.实现农村能人治理、民主管理发展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村集体才能有能力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解决农民切身利益问题,获得群众拥护和支持。如华西村、蒋巷村、长江村、永联村、梦兰村和山泉村等集体经济发展的明星村,几乎都有若干带头的能人,同时实施民主管理。建设新农村,既要靠党员干部和企业家等能人带头,也必须广泛依靠民主管理机制,把经营管理企业的才能和村民自治制度运用到发展“新集体经济”中,依靠村民自治,实现“民主促民生”。

  改革开放至今,苏南集体经济实现了从产业经营向物业经营,从分散经营到集中经营,从村内发展向村外发展,从资金增量向资产增量四大转变,走出了一条农村地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江苏道路。这是我们在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值得深入研究和总结的实践案例。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长江三角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协调发展研究》(编号:16JJD79002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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