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施补链强链的专项行动，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新发展阶段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之一，也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具体行动。在尽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下，我国可以依托于强大的国内市场，通过国内价值链的建设，培育发展国内价值链的“链主”企业，从而推动产业链上形成各种“隐形冠军”。目前实践中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尚存在不少瓶颈和障碍，需要各级政府转变经济政策的倾向和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发挥产业链“链长”和“链主”的双重作用。在“链长”的帮助和协调下，主要由“链主”即价值链中的核心企业主导开展重点产业链供应链梳理工作，需要重点建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示范区和主干工业互联网，实施政务服务、资金扶持、质量品牌建设、评价体系建设等强链补链措施。
关键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隐形冠军;产业链;产业政策
引言
2021年 7月 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强调要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加快解决“卡脖子”难题，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这表明通过大力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快解决产业链中的“卡脖子”这一具体的现实问题首次进入了高层的决策视野中，并由此成为当今理论界广泛关注、实务界亟待解决的产业经济问题。
“专精特新”概念在我国提出已逾 20年，为何在近期引起了高层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2020年 3月 2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宁波考察调研时，充分肯定制造业单项冠军的培育工作，称赞宁波有很多“小而精”企业。2021年 6月 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培育发展制造业优质企业的指导意见》，建议加快培育发展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业链领航企业为代表的优质企业。截至 2021年 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累计公布了 3批共计 476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要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中高端产业领域。
其实，“专精特新”问题具有如下背景：一是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美国利用自己关键技术的优势，对嵌入全球产业链的中国企业进行“卡脖子”的现实；二是近些年来，中国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有较为严重的衰退趋势，“十四五”规划由此提出要稳定制造业占比、巩固实体经济的基础。实践中，生产关键产品、重要环节、核心技术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往往就是一个很小的隐形冠军企业，如果它对处于全球产业链上的相关中国企业断供，就可能让中国万亿级的产业链瘫痪。这一残酷现实的典型案例，就是华为最高端的麒麟芯片事件。据华为 CEO余承东介绍，尽管这一芯片性能极其突出，但是现在它的 5G功能只能“降维”当 4G使用，主要是由于一枚单个售价不到 1美元的滤波器被美国“卡脖子”所导致的。这个由电容、电感、电阻组成的元器件，属于手机射频前端芯片的一个部分，严格来说连芯片都算不上，但如果没有这枚元器件，华为的麒麟芯片就如龙困浅滩，不能发挥 5G通信的作用。美国在对华为最新一轮的制裁中，卡住了这种元器件的出口资格。总之，大到精密机床、芯片精密加工设备、飞机的发动机，小到高铁的螺丝钉、电子芯片、液晶显示用间隔物微球、微电子链接用的导电金球、分析检测用的色谱柱填料、生物制药用分离纯化层析介质等，都可能成为技术掌控方“卡住”中国企业“脖子”的工具和武器。
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就是要使产业链在必要时可以实现自主可控、自我循环，显然它是对“卡脖子”行为的自然正常反应。从大的方面看，它是国内循环主导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新的重要内容。根据国内外复杂形势的变化，现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已经不再表现为 2016年以来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问题，而是主要表现为“补短板”问题，即产业链供应链中某些关键产品、核心技术、重点环节的瓶颈和短板问题。如果不能通过加快供给侧的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去逐步解决这些瓶颈和短板问题，由此强化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安全高效，那结果不仅是产业链中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有困难，经济增长受到迟滞，更重要的是高质量发展就建立在沙滩上，成为空中楼阁。
因此，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或培育具有“小巨人”特征的中小企业，或培育各种具有世界竞争力的“隐形冠军”企业，是基于忧患意识和抗争精神的针对供给侧的补链强链的针对性措施，是在新发展阶段运用新发展理念，加快推动新发展格局形成的具体行动。为此要求我们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也要有所变化，从过去大家熟悉的挑选输家赢家的游戏，转变为重点协调产业链供应链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具体行动。本文将对这些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粗浅见解。
一、新发展阶段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具体行动
加快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这项艰巨任务，从根本上说是由我国新发展阶段的本质要求所决定的。过去为了尽快从贫困走向全面小康的发展阶段，我们设定了增长赶超的目标和步骤，把增加生产能力和产出品供给以满足人们需要作为第一任务，因此这个时候经济政策追求的是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率问题并不是摆在第一位的。“有无”的重要性高于“好坏”，还表现在小康阶段对应的产业结构上。这时候民众追求的是“便利化、机能化”，对应的产业结构主要是使用工业原料的以资本品、耐用消费品制造为中心的基础工业和重工业。显然，这时大规模、少品种、低成本、价格廉是企业产出的重要特征，而企业往往表现为偏好巨大规模的组织形态。进入新发展阶段，质量和效率问题成为优先选择，“好坏”问题是处于第一位的决策变量，因而大力发展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等四大特征的中小企业，就可能成为新发展阶段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工具。从需求的发展阶段来看，这个时候人们追求的是“时尚、个性、多元”的消费产品，企业要满足多样性和多变性的需求，就必须以小批量、多品种、高质量的生产方式与之适应，因而不仅产出要求专业、精细、特色和新颖，产业组织也会流行各种“小而美”的中小企业。
加快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就是在新发展阶段实实在在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在过去的发展阶段，技术引进、学习模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之一，表现为各地建设各种开发区、高新区等大量吸收外资，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进行国际代工。在这种模仿而非创新的发展理念下，中国企业大量发展的是超级生产能力，而不是创新能力。为发挥比较优势，在以争取国际订单为特征的出口导向模式下，中国企业做的是全球价值链中相对低端的生产制造加工装配环节，如“三来一补”。由于做惯了别人研发设计好的现成订单，慢慢地，企业开始不熟悉、不能做、不愿做艰苦的研发设计，随之而来的是创新能力的弱化。随着中国发展水平提高和发展实力加强，一方面，发达国家出于各种动机，不再允许中国学习和模仿了，甚至出现了对一些重要零部件、关键技术和设备的断供和“卡脖子”行为，因而自主创新能力成为产业升级和制约发展的主要瓶颈；另一方面，随着国内要素成本的上升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过去廉价的要素禀赋优势难以继续维持，急需要转换经济发展战略和模式，把学习模仿型发展道路转换为创新驱动型发展道路。这时运用创新发展的理念，从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开始做起，逐步步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过去的发展阶段，我们在资源匮缺的条件下，主要运用产业政策去突出产业发展的重点，试图以非均衡发展的方式来带动其他部门发展。寻找产业中主导产业并予以重点支持的做法，就是典型的产业政策实施方式。这必然要集中力量发展某些行业、某些地区和某些大型或巨型企业，并同时意味着对一些地区、行业和民营中小企业不够友好。在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性变化决定了我们要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要实现不同产业部门、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全面协调均衡发展。就产业组织问题的协调发展来说，运用协调发展的理念，就是要协调好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业、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发展关系，让这些企业在平等环境中竞争，就是要让过去受到忽视的、具有“小巨人”特征的“专精特新”的民营中小企业跟国有大中型企业一样，得到充分自主的发展空间。
在过去的发展阶段，在国内市场狭小、难以支撑超高速生产能力扩张的条件下，我们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较多地利用了国际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市场，实现了“两头在外、两种资源、大进大出”为特征的以外循环为主带动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即过去的开放发展是以利用西方市场为主要特点的“客场全球化”。这样一方面就会出现对外充分开放而对内开放不足的现象，如我们很难把稀缺的政策和资源拿来照顾国内本土民营企业，而是更多地让外资企业享受了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急需把自己庞大的内需市场利用起来，实施在主场进行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如通过各种对内开放措施，利用内需拉动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利用内需连接国内外市场，以国内市场循环带动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循环，使经济运行通畅；利用内需向内集聚资源，虹吸全球人才技术发展创新经济；利用内需向外集聚资源，鼓励企业走出去，发展逆向外包；等等。显然，新形势下运用开放发展的理念，加快形成这种以国内循环为主带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应该一方面加快对内开放，尤其是要加大对以民营经济形式存在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开放力度，另一方面加快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体系。强大国内市场将不仅可以首先培育出内需导向的全球价值链“链主”，即规模巨大的市场主导型或技术导向型的巨型企业，而且可以推动这些“链主”从事“累积性或连续性”技术创新，诱导处于产业链中上游环节的中小企业从事具有“颠覆性创造”特性的技术创新，共同促进大中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协调均衡发展。
过去的发展经验证明，民营经济参与度高，中小企业发展得好，如浙江和广东等地不仅民众的就业程度高、人民富裕程度高，共同富裕的相对水平也明显高；而主要接纳“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民营经济发展程度差的地区，经济增长慢不说，民众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大很多。2021年 7月 27日，中央高层领导在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峰论坛上指出：“中小企业好，中国经济才会好。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多样性、差异化的经济生态，是我国经济韧性最重要的保障。”因此，新形势下运用共享发展的理念，就是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形态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让更多的人参与发展进程、参与分享中国经济新一轮发展的红利。
二、在新发展格局下通过国内价值链建设培育“隐形冠军”企业
中国企业在过去的发展格局下，在产业链分布上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是，这些企业大多处于全球产业链下游的加工组装环节，或在上游的原材料生产环节，而很少或基本不处于产业链的中游环节，原因是中间投入环节要高度依赖技术、知识、技能和研发，而这些并不是过去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所在，因此，除了研发和设计环节外，我国企业在中间投入环节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发达国家具有“专精特新”特征的“隐形冠军”企业。
据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 ·西蒙近二十多年来收集的全世界 2734家“隐形冠军”公司的数据，目前德国拥有 1307家“隐形冠军”，是数量最多的国家，美国有 366家，日本有 220家，中国有 68家。因此，中国虽然已经是世界制造大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产业规模也处于世界前茅，但这些产业往往是包含了中间投入或中间消耗的规模大而已，不仅自身所处环节的附加值增值率低，而且一旦遇到行业“隐形冠军”的狙击，中国企业“虚胖”的规模很容易发生坍塌。实践证明，中国企业在产业链上的这种软肋和痛点不可能通过规模化的投资，或通过全球并购的方式来解决，因为金钱买不到、市场换不来真正的核心技术和高科技，这也是别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不可能跟你分享。中国企业从大到强的道路，只能在开放中自主地走出来。这就需要利用自己强大的国内市场来培育更多的处于产业中间环节的“隐形冠军”，“隐形冠军”企业的数量和竞争力的高低，标志着中国制造强国的地位能否真正确立。
未来根据产业链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要求，我国一些重要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必须依靠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积累的各种综合实力，依托于强大的国内统一市场，从生产和需求两端发育、发展国内价值链的“链主”企业。“链主”有两类：一类是技术驱动型国内价值链的“链主”，另一类是市场驱动型国内价值链的“链主”。其中，前者主要是掌握关键技术和研发能力的领先公司，适合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生物医药、飞机制造产业等，由这些领先公司来制定和监督价值链中的规则、标准的实施，并最终获取价值创造的绝大部分；后者是指拥有品牌优势和销售渠道的本土跨国公司，通过全球采购和国内外发包等方式，组织起跨国流通网络，拉动产业链上的国内外供应商一起成长，这种价值链主要指向服装、鞋帽、玩具、消费类电子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核心能力和产品增值主要体现和来源于品牌、设计、市场、营销、网络等，典型例子是沃尔玛、耐克等“没有工厂的制造商”公司。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跨国企业长期运作积累的经验表明，上述两类“链主”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必然会自己造就并自动形成所在产业链的“治理机制和治理规则” ，并由此诱导或推动处于它们的供应商地位的隐形冠军企业的发育、成长和成熟，如培育自己稳定的供应商队伍，制定和监督投入品标准、产业链运行准则等。
在形成国内价值链“链主”的过程中，除了要充分发挥“链主”治理的市场优势外，政府作为主要产业链的“链长”，要帮助“链主”协调中间投入品以及重要生产要素的供应关系，要设计出相对完善的经济政策去鼓励一大批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专注于产业链上的技术知识密集环节，逐步积累知识、技术、人才和市场经验，把技术水准一层一层地往上做，把市场一步一步落实，争取把这些产业的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特殊材料的发展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在实施产业链“链长制”的条件下，要设法制定“链长制”的工作职责和程序，画出所负责的主要产业链的技术经济关联图、企业供求关系图、核心技术专利图、地域分布热力图等，有针对性地开展技术攻关、招商引资、吸引人才、收购兼并、安排投资项目等，做好强链、固链、补链、紧链等工作。再如，实践中政府虽然强调要求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自主创新，但往往发现这些企业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突破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难题，研发出国产的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却被国内市场的各种技术、制度、观念的门槛“卡了脖子”，无法落地。这时就需要政府作为“链长”出面协调，或者更高级别的政府部门来协调地方政府的“链长”。
在发展新格局下，通过国内价值链建设培育“隐形冠军”企业，需要扬弃我们过去所遵循的静态比较优势理论，不能仅仅实施“扬长避短”战略，认为我们缺乏优势而放弃对某些战略性产业链中的技术知识密集型环节的追赶，而应根据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实施“扬长补短”战略，跨越某些战略性产业链瓶颈的限制。过去在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下，长期采取的“扬长避短”战略，其实是把自己定位于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地位。这种定位随着我国发展水平的提升，以及要素成本的不断提高，除了很容易遇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外，还很容易陷入产能过剩的不良竞争境地。同时，也会被产业链的“链主”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难以升级，造成粗放化发展；或被产业链中的“隐形冠军”企业断供或“敲竹杠”，从而影响国家的产业安全。实施“扬长补短”战略，也即是在某些战略性产业链中实施“全产业链”战略，考虑到国际分工，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在所有产业领域和环节都取得绝对优势和控制地位。目前产业升级中欠缺的技术也不可能都由国家出面不惜代价地组织追赶。因此，采取基于市场化运用的新型举国体制来强链补链：一是需要集中力量补最短边的那些“板”，由此取得更高的边际收益；二是更需要充分发挥民间、市场和中小企业的主体作用；三是不仅要进行技术攻关，还需要高度重视市场壁垒的破除。
在发展新格局下，通过国内价值链建设培育“隐形冠军”企业，要充分发挥强大内需市场的作用。小国经济因为内需狭小，无法实现产业技术所需要的规模经济，因此只能被迫通过嵌入全球经济实现专业化分工和合作，从而建立起依赖外部关系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来说，依赖于不断增长的、规模巨大的内需市场优势，建设基于内循环为主的开放的工业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相对乃至绝对优势。下一步，强大的内需市场就是我们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资源、工具和手段。强大国内市场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要解决国内市场“卡脖子”的严重问题。如果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对技术的突破，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前半篇文章”，那么在推进统一市场建设中破除市场壁垒，就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后半篇文章”，要创造条件让“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跟国外产品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竞争。
三、当前我国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现实困难与对策建议
客观地说，虽然现在我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但对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这项强链补链的专项行动而言，很多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体制机制等目前还很难适应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例如，对经济发展速度的追求，就有极大的可能鼓励政府追求大型特大型项目，抑制其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热情和耐心；再如，长期习惯于运用行政命令手段实施产业政策，使政府更偏爱挑选输家赢家的游戏方式，而不会花大力气在产业链上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又如，大家都比较关心产业链上的技术攻关和突破，而忽视对产业链上的创新企业进行市场需求的支持，结果导致研发出来的国产品因缺乏买家而陷入困境；等等。调研中我们发现，当前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具体困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地方政府热衷于用行政手段遴选和评审“专精特新”企业，往往不太关心这个专项行动的目的和结果。目前各地政府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的手段，基本停留在评审和奖励两种形式上。而评审基本沿用“企业自行申报—区级职能部门推荐—省市职能部门组织专家评审—政府审定发布”的传统流程。由此导致的一些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如获评企业的行业分布较为集中，同一企业连续多年获评“专精特新”企业称号，一些参评专业户同时获得“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项技改”等多项重复资助，甚至有些企业为了提高专利数量，大量购买与主营业务并不相关的实用新型，有些企业伪造“产学研”合作文件等。这种行政化评审方式有违于“补链强链”专项行动的初衷。
其二，以政府为主导进行产业链供应链的梳理，并以此确立的“补链强链”行动方案，往往缺乏市场的可操作性。2018年华为芯片断供事件以来，各省市政府积极开展产业链供应链的梳理工作，甚至有的省市领导亲自担任“链长”以推动此项工作。但由于一个大区域往往有许许多多的产业链，而且即使是某一条全球供应链也犬牙交错地分布着各个环节的众多企业，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政府往往并不能掌握全部或主要产业链内企业错综复杂的微观供应关系。因此，这种由政府主导的产业链梳理工作，以及由此安排的行动计划，其结果并不容易被企业或市场所接受，因此也就不那么具有市场的可操作性。
其三，“专精特新”企业未能形成有效的集聚，阻碍了与大型企业之间的有效的产业融合。获评“专精特新”的企业获得资助后，基本是“哪儿来回哪儿去”，各自散落在原先的厂址上，大量优秀的中小企业并未因此获得与大型企业的合作机会。例如一家生产智能马桶盖的企业老板感慨：“相较每二年给我 30万资助，我更看重政府为我与大型企业配套的牵线搭桥。”
其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缺乏主干工业互联网的支持。工业互联网与商业互联网建设有很大的不同，工业互联网需要将不同制式的设备和运用不同软件编写的程序等信息系统整合起来，仅仅依靠通讯服务商并不能满足以上的要求。例如，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尽管可以建设数字主干网，但它们并不能解决大量工业企业的数字统一接入问题。而且大量中小企业出于商业秘密和企业信息安全的考虑，并不愿意接入其他企业主导的数字平台；而小企业的自主开发，要么缺乏技术和资金，要么开发后因为缺乏规模效应而无以为继。因此工业主干网的建设工作基本由大型跨国公司自主建设，如西门子搞的数字化企业。当前这样的格局并不利于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与大型企业的融合。
其五，中小企业政务服务亟待服务创新。中小企业数量庞大，政务服务工作繁重，基层工作人员经常抱怨，“这些企业缺乏人才和知识，也没有与社会政府打交道的经验，服务它们的时间是大企业的十倍以上，效果却连大企业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因此，现在基层政府的政务服务模式亟待创新，变企业上门咨询为企业主动服务。
其六，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仍然是创新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最近我们对苏南某市的优秀“专精特新”企业进行的一项问卷调研显示，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是长期困扰其创新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而且实践中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对于像主攻小众市场和“利基”市场的“专精特新”企业来说，由于金融部门对特殊技术和专用设备的识别能力小，中小企业又缺乏可供抵押的贷款资产，往往融资较为困难，亟需多形式的融资方式和风险承担机制。例如江苏省南部一家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二的电磁兼容测试设备生产企业，其自主开发的测试设备和软件程序资金全部依靠家族筹资，没有借贷到一笔银行贷款，在资金最困难的时候，差点接受了国外竞争对手的并购要求。
其七，“专精特新”企业质量品牌建设需要政府大力支持。同样在这项对优秀“专精特新”企业的问卷调研显示，中小企业经营困难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质量品牌建设。大量“小有成就”的中小企业普遍反映，“除了建立一个 ISO9000质量体系外，不知道如何开展质量品牌建设”；而一些“小有名气”的“专精特新”企业则无奈地说，“不评奖就没有了各类名目繁多的评奖费用，而真正的质量优秀企业如果没有了这种评奖，又失去了市场美誉度”，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质量品牌建设的急迫性。
其八，“专精特新”企业的行业排名缺乏来自权威机构的认证。每年“专精特新”企业的评审，最困扰评审专家的就是如何认定“专精特新”企业的国际和国内市场占有率、行业排名、技术领先程度。现有的替代方案是由地区行业协会出具相关证明，但事实上由地区行业协会来出具国际和国内的排名，明显缺乏权威性。因此，对于重点发展产业的主导企业及配套企业排名，应从更高的权威部门层面予以认证。
据此我们认为，在新发展阶段为了加速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一些经济政策倾向和具体的做法上我们要有所转变。
一是在宏观经济政策倾向上，要真正使数量型赶超让位于质量和效率型赶超，为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新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是追求增长速度转向追求经济质量和效率。要扭转片面追求大企业、大项目的倾向，鼓励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动力与定力去大力培育和发展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四大特征的中小企业。实践中，应对照政府在“十四五”规划中关于巩固实体经济的要求和产业发展的重点，淡化对产值增长的追求，在招商引资、技术研发、绩效奖励等环节注重引导优势产业链的发展，发挥“专精特新”企业的配套作用，大力发展各种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做好“强链补链”工作。
二是在产业政策上，要改变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实施方法和机制，从过去简单地挑选赢家和输家、区别重点差别化发展的办法，转向全面实施产业链“链长制”。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逐步移向“补短板”，转向建设稳定安全的产业链供应链，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 政策实施方式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全面实施“链长制”不是要地方政府首长去干预企业经营活动，而是要通过政府这个“链长”去帮助产业链上的“链主”更好地进行产业链治理，协调产业链上可能发生的“市场外部性”，如疫情中对要素供求失调的协调、关键核心技术和生产环节的攻关、中美贸易摩擦中对重要要素的补短板等。此外，各省各市的优势产业几乎不尽相同，因此要做好产业链规划的分层分类管理工作。以核心企业为龙头，开展重点产业链供应链梳理。鼓励由重点产业的核心企业牵头来梳理产业链供应链的短板，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
三是在政策扶持的方向上，不仅要运用基于市场的新型举国体制来对关键技术、重要环节、核心设备等进行攻关和创新，还要在产业链上重点扶持其市场需求，要在采购政策上明确“同等质量必须优先使用国产品”。实践中我们发现，现在一些地方和企业怕使用国产品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风险，或者过于迷信依赖国外产品设备，或者在观念和习惯上不愿意接受国产品，往往给国产品或设备设置很高的进入门槛，如应用业绩门槛、技术参数门槛、评审打分门槛等。这样，即使“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门槛突破了，因为缺少市场需求支撑，也无法完成整个创新过程。为了在技术攻关的基础上做好后半段“文章”，政府有必要出台政策，明确鼓励优先使用国产设备和产品，即使由此带来一定的市场风险也要给予一定的容忍区间。另外，要鼓励技术创新企业与使用单位之间建立纵向利益关系，如股权一体化、利益联盟等，从而保证从体制机制上扶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顺利实现重要“卡脖子”产品和设备的国产化替代。
四是在产业联系上，与其给“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额的重复补贴，不如为其建立产业链供应链的机制性联系。一种办法是由政府出面，联系大型、特大型企业，为这些中小企业“牵线搭桥”。但我们的调研表明，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撮合大中小企业融合，往往事倍功半，还是要坚持市场行为用市场手段来实现。苏南地区的经验是，政府应积极建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示范区，形成中小企业的产业集聚，自然会引来大企业的关注和纵向联合。例如，2005年左右起步的江苏太仓德资工业园，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中小德资企业的聚集区，由此吸引了大量大型欧洲企业前来寻找配套合作。
五是在企业关系上，政府应该正确地界定产业链供应链上大中型国企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之间的角色、功能和任务，共同服务于建设现代化产业链供应链的目标。一般来说，大中型国有企业因人才集聚、有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强力支持等原因，比较适合于进行具有“累积性”特征的连续性技术创新活动；而众多的中小企业则适合进行具有“创造性颠覆”特征的跳跃式创新活动。在产业创新链中，大中型国有企业应该承担产业链创新链的“链主”职能，协调好产业链创新链上的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活动。广大中小企业应成为创新链上的积极活跃的供应商。这样的产业链创新链才是有效率和活力的。
六是建立各级政府扶持的各类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资金池，完善融资风险承担机制。可以 学习苏州工业园区和“相城经验”，根据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设计不同的贷款产品；然后由省、市、开发区共同出资建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资金池，对应不同的贷款风险承担比例；最后通过基于企业平台数据的审核发放贷款。调研中我们获悉，对于高科技低风险企业，资金池最高的贷款风险承担比例可以高达 90%。截至 2021年 8月 4日，国内科创板 313家公司中数量最多的是北京市、上海市和苏州市，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制度大大克服了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中的资金瓶颈问题。
七是鼓励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发挥政策计算器服务功能。应强化企业服务体系建设，转变政府职能和服务模式。例如苏州工业园区企业服务中心一方面大力建设无纸化、非接触式企业网上申报系统，另一方面力推政策计算器服务，从中小企业进驻园区起，就根据企业特性进行智能政策匹配，将符合企业的优惠政策精准推送给企业，并主动为企业提供各类申报服务。同样可以借鉴苏州工业园区企业服务中心的经验：通过主动服务积累大量的企业服务大数据，据此建立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实现中小企业融资征信、技术转让、信息交换、研发合作、大中小企业配套融通等服务功能。
八是改进政府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支持和管理办法。例如需要中央政府部门出面投资建设主干工业互联网，由国家牵头，效仿当年的“金关工程”和“金税工程”，联合国内大型通信企业、各工业骨干企业、大型软件服务商等，共同建设若干主干工业互联网，下设中小配套企业接入平台，促进全国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入网进行数字化改造和产业融合。再如，工信部门应联合其他职能部门主导若干质量品牌建设工程。对于“专精特新”企业来说，并不以价格竞争作为主要手段。“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立足塑造国内市场特色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立足塑造“利基”市场领导企业，质量和品牌是这些企业成长的关键要素。在目前日益强调工匠精神和技艺传承的同时，工信部门应联合其他职能部门主导若干质量品牌建设工程，推出一批“专精特新”知名企业，并通过与大企业的融合来树立其市场地位。另外，要重点建设以行业排名为核心的第三方科学评价体系。在“专精特新”企业评审过程中，应强化国家统计局的职能，积极发挥全国性行业协会的作用，在整合各省市现有评价体系的基础上，重点建设以行业排名为核心的第三方评价指标，大大提高“专精特新”企业的识别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