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洋务运动”兴办西方工业和向西方近代工业技术文明学习的气息之下，金陵成为孕育“洋务运动”新变化的重要城市。
近代苏商的实业思想，是直接受到洋务派影响的。没有洋务派的支持，即直接的官商互动关系，苏商代表人物如南通张謇、无锡杨家、荣家及及后来南京的范旭东等开办实业也是不可能的。
一，以军工业为龙头的一批工业企业奠定南京近代工业基础
李鸿章以金陵制造局为代表的南京军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开创和发展，对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是一个良好开端。1898年清政府总理衙门议定《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制定《奖励公司章程》。加上具有改良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企图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掀起了维新变法和设厂运动，提出了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的主张，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民间的力量是巨大的自主有生力量，到1905年前后，“民之投资实业者若骛”，公司创办数量超过了洋务运动30年国家投资的总额，商办资本占76.3%。
洋务运动带动的实业，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很明确的自强奋进道路方向，也启动了中国社会重实业和商贸的转型发展。在官办近代工业的带动之下，南京开始出现由商人投资兴办的民间近代工业企业。
1894年，南京第一家由商人投资兴办的近代工业——胜昌机器厂建立。随后，一批船舶修造、机器制造、纺织印染、服装制作、粮油加工等私营工厂相继建成投产，其中较知名的有协昌机器厂、永泰昌机器厂、永兴翻砂厂等。
津浦和沪宁铁路的通车，南北陆路与长江水运的交汇突显强化了南京区位优势。英商和记洋行、津浦铁路南段机厂（南京浦镇车辆厂的前身）创办，中国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江南水泥厂）创办，范旭东创办的号称“远东第一大厂”永利娅厂落户南京大厂，侯德榜参与主持的制碱厂、氮肥厂、我国第一座化肥厂——永利硫酸铵厂（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前身）等一批影响至今的知名企业自此纷纷创立，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化学工业。
南京又成为中国重化工业基地。毛泽东评价中国近代工业化人物，指出：“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纺织工业不能忘了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了范旭东，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
1912年11月首届全国工商会议明确，振兴商务发展民间私人资本主义。1895年至1920年，中国民营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发展增长超过官办企业，这期间，民营企业增长了23倍，官办企业仅增长2.7倍，至1920年，民营企业的总资本，已经超过官办企业资本的3倍多（注1）民营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各类商会的纷纷成立和繁荣，到1912年，全国各省、市、县、镇、乡商务总会、分会共有794个，会董21854人，会员达196636人（注2）。
到1927年国民政府北伐站稳南京之后，政府机构陆续设立，城市建筑开始进入兴盛阶段，人口激增。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促进了相关服务行业、商业、交通业的发展，面粉厂、碾米厂、机器厂、砖瓦厂、印刷厂等随之创设，还扩建了电厂、增设自来水务厂。至1933年，南京市共有847家工厂，其中雇工30人以上有动力及设备的工厂有25家，在长江沿岸城市中排名第三。
二，南京近代工业化使苏商汲纳有益营养
中国近现代工业在十分艰难的内外环境中起航，但终究没有取得理想的程度，但洋务运动促进南京近代工业化进程，其积极意义在于使苏商在世纪之交呼吸到新的空气、拥有新的智慧。
南京成为苏商文化精神的重要源泉——
第一，国家层面明确办实业的宗旨，这为中国近、现代工业化进程指明方向
洋务运动尽管问题众多，但效果是明显的。金陵机器制造局的军火，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军队在中法战争中的陆路胜利。洋务改革派的宗旨十分明确：“富国强兵”， “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实业必须是在国家目标中兴办，官商关系是决定市场的重要关系，这形成了苏商极重视看“政策”方向、善于营造良好官商关系的稳健精明并办企业定产业方向的传统。苏商的发展在这样的规制中走了一条重实业、重制造的道路，南京的实业发展尤其有着重工业和化工特色，并不断获得能量，最后获得爆发性、全面发展。
第二，官办企业是近代实业的主力军，并有民间资本的介入，民用工业的创办是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官僚资本是中国近代工业的鼻祖，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直接推手，官僚资本的强力推进下，方有民间资本的辅佐性介入。
因为是为政权直接服务的，官职到哪里，战事指向哪里，军工制造就跟到那里。李鸿章移至南京，把马格里主持的为了对付太平军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建立的。到南京后，规模扩大了，生产能力也提高了。
洋务派在甲午战争前后促进创办的一系列民用工业，显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激发来自民间的相对自主的创办实业热情，这是一个全新的开端，构成了新兴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先进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方向，剌激鼓励了民营资本企业的发展。
第三，政商体制下，民间资本的参与是发展近现代工业的重要因素
官办的国有企业腐败丛生内耗大，责任心弱，赏罚难明，效率低下，成本高企，质量粗糙。与民营企业相比，比较劣势明显。李鸿章深知其中不堪，于是改搞“官督商办”，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简单来说，就是先将启动资本借给商人，然后由商人借政府参股的信用集资办厂，盈利后按股份分红。
历史的是合理的，这样的传统依然没有在苏商身上割断消散。一部苏商发展史，可以说就是官商关系史，苏商有着参与“官督商办”的丰富历史业绩和经验，从改革开放前的社队企业，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乡镇企业改制、国有企业改制民营化和当下混合所有制发展，苏商都是官商关系发展变化中办企业和商业模式的积极构建者。
第四，发展民族工商业，前提条件必须是政局的相对稳定
这可能是一个悖论，但最终是正论。洋务运动办的近代军工业是因为内外战事被逼上马的，近现代中国因没有强大政府，无法为南京的工业化建设创造一个长期稳定、祥和的环境。发展实业，一是需要政局稳定，二是需要政策良善。近现代中国是一个内部动荡和外部侵凌的灾难时代。各派各系，纷争不断，战火绵延，生灵涂炭。据统计，辛亥革命以后，1912—1922年10年间，全国发生的有一定规模的内战179次，几乎每个月一次；1912—1927年的16年间，北洋政权更换了13任总统，46届内阁，平均15个月一位新“元首”上台，四五个月一个新政府宣誓就职。
近代中国工业化建设在如此动荡的政治社会环境之中，发展之艰难和危困可想而知。苏商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对政局的稳定尤为看重，求稳务实的作风中，首先是对政局和投资环境的求稳求善评估，由此采取相应对策，只有在亲商重商安商尊商的政策引导之下，才能建立良好的政商关系和营商关系，民营企业才能发展壮大。
对于新时代苏商来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机会，但珍惜党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的政局稳定以及“一带一路”规划、“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及“互联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第二个百年目标等经济发展大机遇，集中心思奋力发展更为重要。
第五，金陵制造局等军工企业最先催生了产业工人阶级
恩格斯说：“由于机器劳动不断降低工业的价格，以前世界各国的手工工场制度或手工劳动力为基础的工业制度，完全被摧毁……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后就会夺去中国成万工人的饭碗。”（注3）金陵制造局用蒸汽机作为动力，以机器为工具，在当时手工生产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特别是雇佣、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有着严明生产纪律的产业工人和技术人员，为中国日后大面积的机器生产作出积极准备，这表明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力。
金陵机器制造局等官办军工企业的工人数，在所有产业工人中占据着绝大多数，并且，他们成为向全国扩散的“火种”。1869年，左宗棠为了剿灭甘肃甘肃匪乱，以西安为基地制造军火，购买机器，设立西安制造局，专门从金陵机器制造局等调募了一批熟练工人。
金陵机器制造局也催生了产业工人争取自身权益之觉醒，最早表达近现代企业劳资双方矛盾斗争呐喊。1895年3月10日，金陵机器制造局工人奋起反抗企业资方的压迫剥削，要求改善待遇，约有7—800名工人自发组织了南京近代史上第一次产业工人罢工斗争，这是中国产业工人最早自发的不屈抗争，也是革命萌芽，成为燃起中国近代革命的星星火苗。
第六，金陵制造局、特别是后来兵工厂的企业文化至今对苏商有借鉴意义
上世纪三十年代金陵制造局兵工厂厂长李承干，早年留学日本，与郭沫若、吴玉章、成仿吾等爱国进步人士相交，1931年破格提拔为金陵制造局兵工厂厂长，任职长达17年，并拒绝去台湾，迎接解放，加入中共。他拟定了十六字的厂训“亲爱精诚、忠实职务、公正廉洁、勤俭求知”，抗战时期，他请郭沫若撰写厂歌，又请音乐家贺绿汀谱曲；“战以止战，兵以弥兵，正义之剑是为保卫和平，创造犀利的武器，争取国防的安宁，光荣的历史，肇自金陵，勤俭求知，廉洁公正，迎头赶上，尽我智能，工作是不竞争，我们有骨肉般的友爱，我们有熔炉般的热烈，我们有钢铁般的坚韧……同志们猛进，猛进！同志们猛进，猛进！”他提倡全面提高职工素质，提倡职工体育运动，他主张军工和民用工业要打通，“把武器制造的学识研究，寄托于各种工业中，无事以民为主，有事变民为军”，他把员工、国民素质的提高看成国力提高的重要关键。（注4）
苏商文化中极重视“双关爱”，即“关爱企业、关爱员工”，这成为企业文化的血肉。李承干创建的企业文化，可以视为“双关爱”的胚胎。一切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一切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有吸纳扬弃提炼精华的传承的，金陵文化对苏商文化有着源泉性影响，此为重要方面。
第七，南京成为开放和人才集聚之地，为苏商的发展作好了智力和精神准备
1864年5月，李鸿章在一份奏折中不但提出要学习西方，还试图改革科举取士的传统办法，招举重工业应用和现代技术人才。
随着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等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出现了。同时，企业的较高利润吸引官僚、地主、商人投资工业企业，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了刺激促进作用。虽然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南京出现了第一批近代意义上的西式学校、近代化工业企业，人才集聚效应明显，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化的历程。
特别是，这批人才的精神可嘉，与他们的智力才能一样重要，或者更重要。他们并没有食洋不化，而是能够立足中国的实际，有一颗赤子之心，在艰难条件下创业崛起，焕发着强烈的自主创新、自力更生精神。如范旭东、侯德榜开创南京化学工业，艰苦条件下艰韧不拔，他们有一条规矩，“凡机器设备能自造者，皆在厂内自造”，并成功制造了中国第一袋化肥（硫酸铵）。
第八，建设健康亲清政商关系：保持和发展苏商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为核心的竞争优势
历史证明，古都金陵近现代实业起航和到今天南京以高新技术为重点的发展方向，金陵近现代化是一条走向自主创新之路的发展，苏商具备了创新驱动、内生增长为核心的竞争优势。
要接续好金陵近现代的实业之路，保持和发展苏商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为核心的竞争优势极为重要。
古都金陵近现代实业起航和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从李鸿章到孙中山，实业始于政，实业脱离不了政，企业的发展是政治政策和营商环境下的发展，这必然涉及建设亲清良好健康的政商关系。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在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反腐倡廉高压态势之下，亲清政商关系必定是以法治为政商行事准则来划清权与财的界线的。政和商的关系必须是紧密的，但又是有界线的，双方各守其职，就是健康政商关系的基石：对于政来说，要更有效地服务好苏商经济的发展，努力在消除制约苏商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营造有利于苏商企业的良好环境，引导苏商企业提升自身素质，加快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引导、服务的积极作用；对于苏商来说，要坚持自主创新，建设积极良好的企业文化，适应技术路线多元化趋势，充分发挥江苏及南京人才荟萃优势，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大力引进优秀人才、先进技术和装备，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设备更新、技术升级，注重提升技术标准，立足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不断依靠技术创新促进转型升级，发展核心竞争力，掌控全产业链。
注1：杨大金：《现代中国实业志》（上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631页。
注2：钟祥财：《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思想史》，第7页。
注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1，第214页。
注4：参见徐延平、徐龙梅《南京工业遗产》，第11页，南京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