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可:“离岸”还是“友岸”?全球供应链转型的日本经验

发布时间:2022-07-22来源: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作者:丁可


编者按

中美博弈、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多重因素叠加,美国及其盟友正在寻求重组供应链,借助印太战略等从“离岸外包”转向“友岸外包”的意图明显。防范“脱钩断链”、反对构筑“小院高墙”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一环。6月30日,南京大学长江产经研究院举行双月论坛研讨会,聚焦“全球产业链重组的趋势与影响”的主题研讨,现将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丁可主任研究员关于日本产业链海外布局研究的发言整理如下。


01  日本“中国+1”战略回顾与成效


我们知道大概是10年前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在2012年—2013年的时候中日对对方国家持有负面印象的民众占比竟然高达90%左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部分日企为了分散供应链风险,在发达国家中率先提出了“中国+1”战略。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初级版的“友岸外包”。现在10年过去了,“中国+1”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日本在亚洲的投资布局开始从中国和东南亚双管齐下,转为向东南亚地区倾斜。2013年之后这个差距迅速拉大,到2019年的时候,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8万亿日元,对中国只有14万亿日元,调整的力度非常大。


另一方面,我们看看留在中国市场的日企发展得怎么样?结果出人意料。从2015年开始,中国市场上的日企投资回报率一直在全球首位。在疫情之前,2019年的投资回报率达到了16%,2020年的数据是是14.9%。和中国市场比较,亚洲新兴市场这个数字是10%,而北美,主要是美国,这个数字只有6%左右。日企分享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获得了非常丰厚的回报。


再看贸易,中国作为日本最大进口国的地位,在“中国+1”战略的影响下始终未曾动摇。中国在日本进口中的占比一直维持在20%—25%之间,和第二位的东盟有约10个百分点的差距。出口方面,2020年以后中国又超过美国,重新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


“中国+1”最大的目的就是减少供应链上日本对中国的依赖。但是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10年过去,全球供应链上中日的相互依存反而呈现出高度的不对称。这里想介绍一下我同事Inomata和他合作伙伴的工作。他们用一种全新的方法来衡量一个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这种方法设计了两个指标:(1)全球供应链当中有多少环节反复的穿越某一个特定的国家,或者换一种说法,供应链当中究竟有多少环节是集中在某一个特定国家的;(2)全球供应链中从某一特定国家的附加价值进口占比大小。从结论来看, 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的供应链当中,日本的占比是非常小的,在图上非常接近原点。反过来我们看,各个国家的供应链当中反映中国位置的数据离原点非常远,说明在各国的供应链中,中国的占比很大。这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多年发展下来,在供应链上实际上中日之间的相互依存开始呈现一种高度的不对称。


02  日企对华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演变


在“中国+1”战略的影响下,日企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对华合作逐渐形成了两大模式。第一种模式是面向中国市场的所谓“地产地消型”供应链。用英文来表达的话就是“In China For China”。跨国公司力求在中国国内打造一条从上游的研发到中游的生产,再到下游的销售,除了个别核心部件之外,相对闭环的这么一条供应链。第二种模式正好相反,它是一种力求尽量分散中国风险的供应链,也可以称作是“友岸外包”型供应链。


首先看第一种地产地消型供应链中的日企。实际上在2021年,他们的多项指标都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去年打算从中国市场撤资或者产业转移的日企只有3.8%,这是最近10年来的最低水平。在中国市场实现盈利的日企这个数字升到了72.2%,这是近年的最好水平。在研发层面,有意愿进一步扩大在华研发功能的日本企业占比达到了24%,这也是历史最高水平,而且这个数字超过了同期的美国和欧洲市场上的日企。


今年疫情外企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日企会不会撤资呢?根据上海日本商工俱乐部对54家制造业企业的问卷。有63%的企业在疫情期间是完全停产的,有28%的企业开工程度不到三成,可见疫情对日企在华业务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但我个人判断,日本企业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撤资的情况,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点是友岸外包型供应链中的企业大部分在2010年代之后都转移出去了,所谓的应转尽转,该转的都转走了。第二点,留下来的企业很大程度上使用的是在中国市场积累的投资收益,而不是母公司的追加投资。有一个统计,大概有一半的日企把全部的投资收益,或者至少一半的投资收益用于在中国的扩大再生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企业已经适应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以国内大循环为特征的新型的日企开始涌现出来。还想强调一下,不仅仅是日企,其他国家的外企也都呈现这一趋势。这是在华外企出口和内销的统计,2016年以后内销的数字一飞冲天,差距越来越大。今后预计越来越多的外企会立足于中国市场,专门开发针对中国消费者的产品。


再看第二种供应链模式。在这种友岸外包的模式下,部分日企确实是出于分散中国风险的考虑转移出去了。但是,仔细分析转移出去的外企的供应链会发现,它们和中国的联系并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根据东盟五国日本制造业企业供应链来源的数据,我们比较了2010年和2021年两个时间点的情况,东盟五个主要国家的日企从日本本土,或者从东盟区域内采购中间产品的比重是在下降的,但是从中国采购中间产品的数字在不断上升。这说明中国在供应链上有明显的优势。


中国的这种供应链优势不仅在日企,在美国的供应链数据上,也得到清晰的体现。这里是美国全球价值链(GVC)贸易的数字,请看这个复杂GVC里从中国进口占比的变化。什么是复杂GVC?就是一个工业产品,它至少跨越两次国界,然后进入最终消费市场。中国的中间产品经过越南,经过缅甸,甚至再经过印尼,最后被运到美国市场,它反应的是这么一种情况。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对中国实施高达25%的进口关税。按理说征收关税以后中国对美的出口应该大幅下降。但是从复杂GVC的数据来看,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占比实际上是上升了,而且上升的曲线非常陡峭。这反应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独特优势。


还有一点要强调的是,日本、美国企业在供应链上确实是高度依赖中国,但是他们的依赖并不是附加价值层面的依赖,而是供应链环节数量上的依赖。回到刚刚介绍的我同事的研究成果,以日本的ICT供应链为例,附加价值大概只有4%是来自中国市场,但供应链穿越中国的频率非常高。看美国的ICT供应链,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钱都是被自己国家赚走了,中国的附加价值占比只有2%,但供应链穿越中国的次数,在全球各个国家,各种供应链里面是最高的。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在全球供应链中有极大影响力的国家,在供应链的环节数量上有明显的优势,这导致部分发达国家,开始把供应链的对华依存作为一种巨大的风险来看待。


全球供应链上有那么多的环节集中在中国,这意味着什么?首先它意味着因为独特的工业化的经验,中国确实拥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全门类工业体系。第二,中国有强大的产业集群,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可以形成强烈的自我增强机制,使得产业链的上下游环节越来越多。第三,中国形成了管理复杂供应链的强大能力。考虑未来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这个能力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


03  从日本角度看美国主导的友岸外包的未来趋势


对此问题有三点判断:


第一点是在中美博弈日趋紧张的背景下,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空间会大幅收紧。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这些新兴前沿领域,包括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极有可能出现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小院高墙”的模式。日本近期出台了经济安保法案,它有四根支柱:供应链强韧化,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专利非公开化,前沿技术开发支援,这四点都是针对中国的。媒体报道,日本正计划和美国牵头构建新型的出口管理体制,也就是所谓新版的瓦森纳协议,对一些新技术出口进行快速管制,这也是针对中国的。包括美国正在重组创新体系,原来美国的创新体系包括他的军工在内都是相对开放,面向全球合作伙伴的。但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美国现在希望联合他的盟友一同收窄这个创新合作的范围,日本也在积极的配合。


第二点判断,跨国公司因为中国在市场上的优势,以及供应链上的优势,不大可能立刻做出选边站的举动。他们更有可能同时采取“地产地消”和“友岸外包”两种供应链模式。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一项问卷调查,去年有80家有意愿在中国强化研发功能的日企和88家有意愿在美国强化研发功能的日企,其中有41家表示他们会同时加大对两边的研发投入,即一半左右的日企不愿意选边站。日本公司对初创企业的投资,也基本上是在美国投一家新兴企业,在中国会立刻找一家同类型企业进行投资,这也是一种两边下注的表现。跨国公司是未来维系全球分工,阻止脱钩的非常重要的力量。


第三点,高水平贸易协议是非常关键的,它将为巩固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我们所另一个团队利用经济地理模型,对RCEP的经济效果做了一些预测。得出的结论是,日本和中国才是RCEP最主要的受益方。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和东盟,日本和东盟都有自由贸易协议(FTA),但是中国和日本到现在没有签署任何形式的FTA。所以说RCEP实际上把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税壁垒降了下来。我们这个团队还对如果RCEP没有日本参加、以及没有中国参加这两种情况做了模拟。可以发现,日本和中国的GDP都会有大幅的下降。特别是对日本来说,中国不参加时降幅达到了0.64%,对于每年只有1%-2%增长的成熟经济体来说,这个关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就是说,和美国想要打造的不开放市场、没有贸易自由化措施、不降低关税的IPEF相比较,RCEP这样的贸易协议对于国际分工将会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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